学科文化作为学科的软实力,影响和塑造着师生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奋斗有为的精神状态。以中国农业大学农科应用型研究生的"科技小院"培养模式为例,分析学科文化的价值使命、榜样力量、实践方式对塑造学生价值理念、提高逆商韧性、提升实践技能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并进一步提出在研究生培养中,选择学科经典案例产生的实践场域、注重学科实践中的过程性评价和自我评价等举措,使学科文化在立德树人中充分发挥作用。

职业教育发展制约了一国技能形成体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匹配技能供求已构成对不同发展水平社会的严峻挑战;若供求双方怀疑技能投资能否带来积极回报,教育和培训的社会和私人回报就可能因投资不足而有所损失。针对技能市场失灵,中美俄三国均制定了明确的国家政策来协调企业与教育机构的激励机制,以弥合技能形成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鸿沟。本文首先回顾了三国支持技能供求匹配的全国性政策,之后聚焦于国家内部的区域创新,并基于"资本主义多样性"文献与三个国家若干地区的实地调研,以技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为基础,发展出对技能形成领域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的分类方法,并尝试解释各种合作模式之间的差异。本文强调了职业教育中校企合作的两大重要因素——吸引企业和教育机构参与技能合作的因素和影响校企合作特征的因素,对这些因素的讨论有助于完善我国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的有关国家和地方政策。 

2007年以来,我国研究生资助体系迅速成长,覆盖面不断扩大、资助种类持续增加、资助水平稳定增长。本文利用2014年北京大学开展的"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收集的30所高校4376名研究生的调查数据,采用同时考虑收入和支出的双指标法计算了在校研究生的贫困率,并尝试对研究生收费改革以前资助政策的减贫效果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我国研究生群体的贫困率为20. 4%,家庭负担率约为58%。研究生收费前贫困资助的覆盖率高,达到56. 3%。但是瞄准效果较差,资助的泄露率较高。从减贫效果来看,我国研究生资助政策的瞄准和减贫效果有待提高。资助后的贫困率下降了6. 3%,但仍有14. 1%的研究生未摆脱贫困状态。2014年以来,我国研究生学费、资助政策不断完善。未来研究生助学金政策的改进应该同时考虑家庭收入、学生必要支出、学费等因素,以提高学生资助的效率。 

教育收益一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收费政策的不断改革,分析研究生的教育收益情况就显得更加有实践意义。文章通过对研究生教育收益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关于研究生教育收益的研究集中在"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教育收益的比较"和"研究生教育收益率的内部专业差异"两个领域。然而,学界不但对这两个问题的结论莫衷一是,而且没有区分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的教育收益情况。但我国专业硕士不断扩招,不同学位类型研究生的教育收益不应混为一谈。所以文章认为比较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教育收益的差异是教育收益研究,也是未来教育经济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学者同时对未来的研究发展进行思考,提出了相应的研究思路。 

近年来我国中学阶段的班级规模整体缩小,部分省市还开展了"小班化教育"试点,但班级规模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尚不明确。本文利用201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大陆地区科学测评数据,通过泛精确匹配基础上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估计了班级规模与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个人和家庭特征与学生的班级选择显著相关,优势家庭更排斥"大班",但是"小班"的成绩优势并不明显。初中阶段的班级规模与学生成绩呈现非线性关系,"大班"的学生显著更低。高中阶段的班级规模与学生成绩显著正相关,"大班"成绩更好。分样本回归发现,上述关系在城市和乡镇中具有异质性,乡镇的"小班"成绩更差。"小班"优势不明显可能与教师教学行为有关,初步分析表明只有城市中学中的"小班"教师采用了与班级规模相应的教学方式。

产教深度融合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重点,但是协调机制的缺乏使得校企深度合作难以实现。文章利用2016年和2017年全国"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和相关数据,深入分析了企业特征、高职院校特征和区域特征对校企参与高成本合作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规模企业、上市企业、私营企业、垄断性行业企业、与高职合作时间较长的企业均更多地参与高成本校企合作;示范性高职参与高成本合作的数量显著较少;处于现代学徒制试点城市的高校平均参与的高成本合作数量更多。这表明区域内的政府协调有助于降低校企合作的交易成本,促成产教深度融合。

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组织,应用技术大学科研功能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根源。研究以芬兰坦佩雷某应用技术大学的科研发展为例,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合法性理论,对该校科研发展的制度动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应用技术大学科研功能的确立和发展,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不同制度要素影响高校合法性的结果。 

独立性是一项重要的品质和能力,而大学二年级是个体独立性形成的关键时间节点。基于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3767个有效样本发现,大二学生的独立性发展水平总体较高,在学习独立性、经济独立性、情感独立性和人际独立性四个维度之中,人际关系独立性发展最好,经济独立性得分最低。除了经济独立性,其他三项独立性对于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能力发展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延续性。回归分析发现,独立性发展是个体、家庭特征和院校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在有些维度上院校因素的影响大于个体和家庭。因此,从高校学生工作的角度看,可从课程设置、课外活动组织、教师教学行为、师生互动等方面促进大二学生独立性的发展。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了现代社区教育的探索,教育部2000年后多次发文推动社区教育发展,但各地发展不平衡情况比较严重,政策执行的差异性比较大。文章以Matland提出的模糊-冲突模型为分析框架,从他的论述中概括出分析政策冲突性的利益、管辖权、政策手段三个维度,分析模糊性的技术、组织角色、政策手段三个维度,以及"试验性执行"的三个特征,为判断政策的冲突性、模糊性以及相应的执行模式提出了思路和方法。通过对教育部社区教育政策文本的分析,认为社区教育政策冲突性低、模糊性高,属于"试验性执行"模式。教育部实验区、示范区建设的政策工具选择,以及执行形式多样化、执行计划因地而异、执行主体多元化等特征,也符合"试验性执行"的特点。试验性执行给各地执行留下了较大的政策空间,执行结果取决于各地执行者的行动,是社区教育政策在各地执行中出现较大差异性局面的关键因素。 

随着当前不断推进的英语高考制度改革,关于英语学习对个人未来发展的影响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大学生群体,英语教育学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其个人收入?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探究大学毕业生英语能力对其就业工资收入的影响,发现英语能力对毕业生工资收入产生了显著影响;在考虑院校选拔性因素后,211院校大学毕业生英语能力的收入贡献率低于非211院校毕业生,证明了英语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信号功能。同时,毕业生就业公司规模作为中介变量,在英语能力对大学毕业生工资收入的影响作用中产生了部分显著中介效应。

简要介绍了自我主导理论,该理论把学生发展整合为认知、自我、人际三个维度,并提出了促进自我主导力发展的学习伙伴模型。认为研究生教育应促进研究生个体的自我主导力发展,指出自我主导力将成为研究生个体发展质量观的新取向。分析了把自我主导理论引入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阐述了引入的前提条件。

本文旨在探究互联网加速普及的背景下家庭信息资本向人力资本投资的转化,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追踪数据,建立配套亲子样本,应用泛精确匹配和加权回归方法来识别母亲互联网使用与家庭教育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母亲的互联网使用显著地提高了家庭教育投资,但其效果具有异质性——城镇家庭是受益者,母亲的互联网使用对进城务工家庭和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在影响机制上,互联网使用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解决信息不对称以促进教育投资。我国城市信息优势阶层已经成功地将信息资本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但是缩小数字鸿沟未必能弥合不断扩大的城乡教育鸿沟。 

基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4年开展的"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的硕士研究生数据,使用描述统计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从实践能力培养的课程、导师指导和实习这三个方面,对专业学位硕士生与学术学位硕士生之间以及专业学位硕士生内部的差异进行了量化分析。分析表明,专业硕士生初步发展出与学术硕士生不同的培养模式,且内部差异较大。研究发现:专业硕士生对实践课程设置的评价高于学术硕士生;专业硕士生的校外实践导师制度得到了落实,质量有待提升;与学术硕士生相比,专业硕士生的实习比例更高、时间更长、学校参与的程度更高,且实习与专业结合情况更好。 

摘　要： 通过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哲学基础、所依托的学科基础及其知识特点的分析，指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该采取知行结合、注重通过实践来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方式，进而论证了在知识生产模式2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该采取工作场所学习模式，实践共同体是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工作场所学习的核心载体，体现了专业教育“做中学”、工学结合、产学合作的本质。

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加速发展过程中,省与省之间、省内区域间、省内高校之间出现发展规模和资源汲取水平的较大差异。区域均衡发展和省级统筹成为新的政策关注点,但学界缺乏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基于2009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数据,本文的量化分析指出各省高等职业教育的治理模式与省内院校的均衡发展存在张力。研究发现:院校隶属关系与资源汲取能力相关,公办院校的财政拨款显著高于民办院校,民办院校的学费显著高于公办院校;院校隶属关系与产出有关,公办院校的新生报到率和合作企业数高于民办院校;地市级办学比例与省内院校的平均合作企业数量显著正相关,民办院校办学比例与省内院校的平均学费水平显著正相关。本文提出,为了达到"均衡"和"发展"的双重目标,省级政府需要调整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和财政体制,适度分权,以构建多元、灵活的高等职业教育治理新模式。 

摘　要： 研究生教育扩招以来,有更多的本科毕业生有机会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进一步深造。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法,分析本科生的个体先赋性特征、院校质量特征、学业参与效应、研究生入学方式等因素,检验以上哪些因素影响本科生进入985高校读研。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的学生进入985院校读研的概率更高;与农村生源相比,直辖市/省会城市生源进入985院校读研的概率较低;入学动机为被动顺应型的本科生较之学术导向型进入985院校读研的概率较大;与本科专业为理、工、农、文、史专业的学生相比,医学和管理学专业的学生更不会选择进入985院校读研,而经、教、法、哲专业的学生进入985院校读研的概率更高;在控制了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学生通过考研方式进入985院校读研的概率更高;本科院校质量越高的学生越有利于进入985院校读研;985院校的本科生更容易通过保研的方式进入985院校;本科成绩越高的学生更容易通过保研的方式进入985高校。

摘　要： 我国地方本科院校面临科研转型的挑战，但是转型定位和路径并不清晰。欧洲应用科技大学以应用研究为基础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首先，欧洲应用科技大学的研究类型是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和纯粹应用研究，有别于研究型大学的纯粹基础研究。其次，此类大学的科研定位和功能与其应用研究的类型相关，采用“研究连续体”模式的大学重视满足知识经济和区域创新的需要，采用“应用研究及开发”模式的高校关注区域创新和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采用“实践性研究”模式的大学既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再次，应用科技大学在科研组织、质量评价和经费支持方面的制度设计与其科研定位和功能一致，能强有力地支持大学的科研发展。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可以考虑以应用研究的发展来促进机构科研功能的转型。

This paper intends to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in order to facilitating China's ongoing regional university transformation with an ultimate goal to enhance the role of university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n so doing, this paper compares major models of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UAS) around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iple Helix Model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nature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 implied by each model, and then exploring their relevance for China's UASs transform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Finnish model is the most relevant to China. By comparing the Finnish and Chinese practices,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are solicited to Chinese policy-makers.

China has recently launched a radical reform to transform over 600 regional universities into application and technology oriented institutions. The reform is a response to diverse labour market demand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uboptimal structur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us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s a reference. While China is still struggling to identify proper international models to follow, this article offers a potential candidate - Finland, with respect to Finnish experience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hinese reform are discussed and elicited. The analysis flows from discussions in a series of seminars and workshops held in Finland and China in 2014.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Finnish experience is of relevance to Chinese regional university transformation, notwithstanding the huge difference in sc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