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政策文本和大规模硕士研究生调查数据,从国家整体设计、院校实践和个人获得三个层面,分析我国研究生资助在不同学位类型硕士研究生中的配置问题。研究发现,当前国家层面的研究生资助政策关注资助体系的建立,不提倡对同学历、不同学位类型的研究生给予不同的资助待遇。但在院校实践中,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面临不同的资助条件。虽然我国研究生资助的覆盖面逐渐广泛,资助规模逐渐增大,但是不同学位类型的研究生获得资助的情况存在着明显差异。学术硕士不仅学费低于专业硕士,而且其获得总资助、赠予型资助和报酬型资助的比例和金额都比专业硕士要高。

研究生教育带给研究生的学业成果不仅是知识和能力的增值,更为核心的是要促进研究生个体的自我发展。文章从自我主导理论的视角,把自我主导力作为研究生个体发展的核心质量,选用皮佐拉托(Pizzolato)的自我主导力量表(PSAS)编制发放问卷,并运用描述统计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探讨了硕士生自我主导力发展现状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当前我国硕士研究生具备一定的自我主导力,学科兴趣、自主课程、导师核心支持对硕士生的自我主导力及其四个维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促进研究生自我主导力提升对提高研究生个体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可以从学校层面,提供自主学习平台,促进知识建构,强化认知自主;从导师层面,转变导学观念,提供核心支持,有效应对师生冲突,促进研究生内我发展和人际成熟。 

高等教育创新制度化分析框架审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发现,影响校企合作制度化过程的因素是外部兼容性、内部兼容性、自利性收益、一般性收益和成本因素,对创新制度化最具贡献的合作形式是企业设置冠名学院、企业订单培养学生、合作开发课程、合作开发教材、企业培训教师、共建校企合作平台和开设顶岗实习。2016和2017年企业年报和高职院校数据的量化分析发现,部分校企合作形式有助于促进高职创新的制度化,特别是在提升制度化的广度方面有较大贡献。我国政府重金打造的示范校和骨干高职的确在校企合作制度化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建议政府在以国家引领型配置主义政策治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同时,适当引入协作型协调主义治理方式,实现校企合作的制度化。

学科文化作为学科的软实力,影响和塑造着师生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奋斗有为的精神状态。以中国农业大学农科应用型研究生的"科技小院"培养模式为例,分析学科文化的价值使命、榜样力量、实践方式对塑造学生价值理念、提高逆商韧性、提升实践技能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并进一步提出在研究生培养中,选择学科经典案例产生的实践场域、注重学科实践中的过程性评价和自我评价等举措,使学科文化在立德树人中充分发挥作用。

职业教育发展制约了一国技能形成体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匹配技能供求已构成对不同发展水平社会的严峻挑战;若供求双方怀疑技能投资能否带来积极回报,教育和培训的社会和私人回报就可能因投资不足而有所损失。针对技能市场失灵,中美俄三国均制定了明确的国家政策来协调企业与教育机构的激励机制,以弥合技能形成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鸿沟。本文首先回顾了三国支持技能供求匹配的全国性政策,之后聚焦于国家内部的区域创新,并基于"资本主义多样性"文献与三个国家若干地区的实地调研,以技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为基础,发展出对技能形成领域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的分类方法,并尝试解释各种合作模式之间的差异。本文强调了职业教育中校企合作的两大重要因素——吸引企业和教育机构参与技能合作的因素和影响校企合作特征的因素,对这些因素的讨论有助于完善我国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的有关国家和地方政策。 

2007年以来,我国研究生资助体系迅速成长,覆盖面不断扩大、资助种类持续增加、资助水平稳定增长。本文利用2014年北京大学开展的"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收集的30所高校4376名研究生的调查数据,采用同时考虑收入和支出的双指标法计算了在校研究生的贫困率,并尝试对研究生收费改革以前资助政策的减贫效果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我国研究生群体的贫困率为20. 4%,家庭负担率约为58%。研究生收费前贫困资助的覆盖率高,达到56. 3%。但是瞄准效果较差,资助的泄露率较高。从减贫效果来看,我国研究生资助政策的瞄准和减贫效果有待提高。资助后的贫困率下降了6. 3%,但仍有14. 1%的研究生未摆脱贫困状态。2014年以来,我国研究生学费、资助政策不断完善。未来研究生助学金政策的改进应该同时考虑家庭收入、学生必要支出、学费等因素,以提高学生资助的效率。 

社区教育是一种具有较强个人收益的竞争性、排他性准公共产品,强调国家和个人合理分担成本,因此可能在政府干预优先次序等级中排在比较后的位置,容易导致经费供应不足。教育部2015年社区教育工作情况调查统计数据也表明,社区教育经费没有列入经常性财政开支中,并且从最高值、平均值、中位值、最低值均远远低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形式,直接影响了社区教育政策的执行。

社区教育在我国呈现教育部门、广播电视大学等多主体推动的特征。现有研究对不同主体推动的社区教育发展及其差异性的分析还不多,也没有对这些主体的行动措施与政策文件间的联系进行讨论。通过对广东省Z市的社区教育发展情况的文献分析、政策文本分析和访谈,发现不同主体推动社区教育发展的行为、措施具有差异性。教育部门的行动更多侧重于贯彻落实上级教育部门工作部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形式较为单一、持续性不够等问题。市广播电视大学、G镇、共青团积极举办社区学院、开办课程等,工作更多具有自主政策创新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教育部门形成互补,实质性推动了社区教育的蓬勃发展。在对社区教育政策的基层执行逻辑、教育部门的行动逻辑、多属性主体的行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明确社区教育的政策定位、明确社区教育政策责任主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系统作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