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1960年6月,毛泽东在郑州分别会见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外国朋友。会见后,毛泽东在修改熊向晖起草的新闻稿时,先后把原稿中"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外宾"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样一些话删去,熊向晖认为这都是外宾的原话,不理解主席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据熊向晖的回忆,他们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主席问:有什么不理解的?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只有旗帜鲜明地亮明和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才能说服和吸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使之转化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在中央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不朽的思想理论和光照日月的精神力量,深刻再现了我们党领导的民生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画卷,真切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这篇讲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们正确对待历史和历史经验,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我们党的事业的一贯性,勇于在继

十八大报告明确地把"严明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作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中严明纪律的重要性。2013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党的纪律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要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些重要思想,对当前党的建设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有重要的意义。严明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大政治优势作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武器,最重要的是要组成由先进理论武装的、具有严明组织纪律的因而能够战斗的政

新泉整训为统一红四军内部特别是领导层的思想认识,进而为古田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使它彪炳史册。新泉整训给了我们这样几个重要的历史启示: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不仅要重视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更重要的要做好思想建设,把党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坚实的基础上;只有思想一致,才能实现政治一致、步调一致;在党和军队的建设过程中,要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这是保持党的领导正确性的重要保证,也是党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党内的意见分歧和党内矛盾,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团结同志,目的是为了推进党的事业。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内涵作了科学定位,指明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以鲜明而深刻的语言阐释了这一历史定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全面坚持和把握这一科学定位,有助于我们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有助于我们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业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毛泽东成功地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相连接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实际运动的一个伟大创举;提出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更加广阔、更加深刻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如何防止被损害、被复辟的问题,这是继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提出如何防止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这一历史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思考。

毛泽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生信仰之后,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思想。全国性的人民政权建立之后,他坚持不懈地为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保证人民政权纯洁性而努力奋斗。他把在执政的条件下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看作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他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反腐蚀"方针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以及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近些年来,应当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成了一些人攻击的主要目标,大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势。一位本来不是研究经济学的教授,近年来也一改常态,连续发表文章大谈起公有制的种种问题。特别是他在创新的名义下,提出了所谓公有制的新观念,借以掩耳盗铃,混淆视听。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前后历时20年,凝聚了许多国史研究者的心血和长期研究的成果,是一部很有特色、很有深度和现实意义的精品力作。该书能自觉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并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丰富而翔实的史料立论,很好地做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写出了中华人民共和

防止和反对腐蚀的问题,说到底,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维护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权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能及时地为全党确立了防止腐蚀的正确方针,这除了我们党的性质、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外,还基于对执政后面临的新的环境、历史传统和权力两重性的清醒认识。它指明了党将长期面临着胜利后执政的考验。"三反"运动是在毛泽东亲自倡议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党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这场斗争提供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宝贵的历史财富,是值得继承和借鉴的。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只有旗帜鲜明地亮明和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才能说服和吸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使之转化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一些人拼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在他们看来,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提出的一个新课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既体现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成果,又不能不带有那个历史时期的局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随着对国情认识的深化,作出了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是党对社会主义和国情再认识的理论升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已建立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不完善,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又是一个过渡性的发展阶段,要防止把初级阶段凝固化、固定化。

严明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是保证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武器.党的纪律,是包括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党的纪律的统一体.党的纪律的特点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纪律;纪律与自由、集中与民主、党性与个性的统一;每个党员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当前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形势下,强调严明纪律、从严治党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1927年10月,在湖南省酃县水口镇叶家祠的阁楼上,一场6人的入党仪式正秘密举行。"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主持这场入党宣誓的,是毛泽东。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纪律,正是他,在新党员的入党誓词中,第一次加入了"永不叛党"四个字。入党誓词后来几经调整和修改,而"永不叛党",作为每一个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最终被保留了下来。严明的纪律,对于中国共产党究竟有着怎样非同一般的意义?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就是在近代的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见的。"这个说法并不过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悉心研究,并不只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更不是那种纯书斋式的研究,而是为了把握中国的特点,为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把他所熟知的古代民本思想改造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的思想。马克思说:"只有人民对外完全独立并且组成自己的

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它在价值取向上,体现了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的特点,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智慧和他们的未来,正确处理个人同群众的关系,密切地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全国胜利后党所处的执政地位,既为更好地服务人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能否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直接关系到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及其性质,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重启改革议程》(以下简称《重启》),是经济学家吴敬琏为其"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再版时定的书名。该书劈头就提出"中国再度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颇具煽情作用。本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特别是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大,都对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明确的

"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固然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五四"以来有关新旧文化的长期争论,实质上也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在这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着全盘保存国粹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