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同伴群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社会文化规范的限制,青少年往往抗拒同父母、教师沟通与异性交往的问题,同伴团体成为他们获得社会支持、了解恋爱相关信息、习得与异性相处模式的重要渠道。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多水平回归模型检验了青少年恋爱行为中的同伴效应。研究发现,核心同伴的恋爱行为会显著提升青少年发生恋爱行为的可能性。就其影响机制而言,同伴的恋爱行为会改变团体内部对于恋爱的观念和态度,从而引发青少年自身对恋爱的期待。此外,同伴规模在青少年恋爱行为的同伴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在人数较少的核心同伴团体内,恋爱行为的同伴效应会明显增强。

随着高校创业教育的普及,呼吁创业课程质量改进和提升的诉求日趋强烈,然而国内尚缺乏成熟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创业课程测量和效果评价工具。"课程层面学生投入调查问卷"(CLASSE)体现了"学生投入"视角,关注课程实施中的主动合作学习水平、师生互动水平和学业挑战度,用以考察学生的课堂参与行为及其对课程的评价,这些与"金课"的意涵相契合。文章将该问卷引入我国创业教育的课程评价中,进行了本土文化改造和信效度检验。基于4所高校709名学生的问卷调查,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改造后的测量工具效度和信度表现良好。研究认为,该量表可以发展为科学的创业教育课程评价工具,用以提升我国高校创业课程的学生投入和课程质量;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和扩展性,可发展成为其他实践导向型课程的测量工具。

提升家庭层面的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拉动居民消费的关键环节之一。本研究集中讨论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资本对家庭教育选择与投资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和2016年追踪数据，本文建立配套亲子样本，应用泛精确匹配和加权回归方法，探究了信息资本是否有助于家庭突破信息约束以参与教育选择和教育投资。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家庭更有可能参与择校、选择进入重点校，且参与校外补习的概率与参与程度也显著提升。互联网使用带动了家庭教育投资的提高，尤其是选择性投资与校外补习投资。这种积极效果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逐步衰退。此外，信息资本对家庭教育选择的积极影响受到制度约束，面临升学瓶颈的流动儿童并未从家庭互联网使用中获益。

本文利用"北京大学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调查项目"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针对22所首都高校15417位硕士研究生的调查数据,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了专业硕士扩招和资助政策改革对教育公平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政策的实施,虽然专业硕士尤其是精英院校专业硕士的生源质量提高了,但专业硕士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与MMI假设和EMI假设一致,专业硕士的扩招优先满足了高学历家庭学生的入学机会。然而,与资助理论相悖,虽然资助政策在不断变革,但专业硕士项目并未显著招收到更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实施1+X证书制度是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评价模式改革的重大突破。但通过市场方式,引入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开发证书、组织考核和颁发证书,也会相应带来成本问题。国际上发达国家实行的资格证书制度对我国1+X证书制度试行过程中厘清政府的事权划分及财政责任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当前,我国中央财政对职教X证书制度给予支持有其合理性,但应注意支持的限度,同时还需遵循"区分原则""主渠道原则""统筹原则"和"有效实施原则",以更好地保障中央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

降低班级规模是政府近年来提升学前教育结构性质量的政策工具之一。本文基于2017～2018年我国华北某县学前教育质量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水平增值模型系统考察了在当前学前教育结构性质量普遍提升的背景下县域内幼儿园班级规模效应。研究发现,班级规模对小班儿童升入中班后的发展水平影响不显著,但对中班就读"小额班"的儿童进入大班后的表现有显著负向影响;班级规模对不同儿童群体成绩增值的影响具有较高异质性,并非所有儿童都能在班级规模缩减中获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结论表明,降低班级规模虽然可以改善幼儿园结构性质量,但尚未对儿童发展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把自我主导理论引入研究生导生互动情境,开展了成对师生访谈,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构建了导生互动影响自我主导力发展模型并分析了影响机制,提出从是否以学生为中心的角度来描述导生互动特征的观点,把导生互动划分为助益性和控制性两类性质五个维度。理想的导生研究伙伴模型中导生互动呈现出助益性特征,而修正后的模型则包含了助益性和控制性特征。建议导师应加强与研究生的助益性互动,同时谨慎对待控制性互动,包括任务挑战应适度,以及减少行动控制,把握好导生互动中的"度";建议研究生培养单位建立相关机制,划清导师和研究生的权利和责任边"界",让导师和研究生互动有"助"。

We compare three countries where public policy has explicitly sought to align incentives of employer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round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skill formation and labor market demand. In large, heterogeneous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China, collaborative arrangements such apprenticeships and other form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can be constructed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by building on direct, face-to-face ties across educational,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civic sectors. Drawing on existing literature as well as fieldwork studying a number of specific cases in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paper develops a typology of such arrangements and propose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observed variation.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wo sets of factors: those that induce cooperation on the part of firms and schools, and those that influence the character of such partnerships.

近十年来,以MOOC、翻转课堂为代表的在线教育创新形式席卷全球,对世界各地的高校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在线教育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高校纷纷利用现有资源与平台开展在线教育。文章基于文献调研、案例分析方法,首先对国内外高校在线教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详细梳理,然后探讨了目前在线教育在高校内外的学历项目、微学位项目、混合式学位项目中的创新与发展现状,并探讨了在线教育与高校运营模式的兼容性及其破坏性创新价值,最后指出高校在线教育在教育服务体系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教育资源结构化发展三方面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近十年来,以MOOC、翻转课堂为代表的在线教育创新形式席卷全球,对世界各地的高校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在线教育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高校纷纷利用现有资源与平台开展在线教育。文章基于文献调研、案例分析方法,首先对国内外高校在线教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详细梳理,然后探讨了目前在线教育在高校内外的学历项目、微学位项目、混合式学位项目中的创新与发展现状,并探讨了在线教育与高校运营模式的兼容性及其破坏性创新价值,最后指出高校在线教育在教育服务体系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教育资源结构化发展三方面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Regional higher education growth in non-federal states has not attracted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This paper is one of the first attempts to explore China's latest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its systematic and regional imp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tate had explicitly utilized the Commanding Heights Strategy to diffuse the higher education authority to sub-national level and promote regional growth.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llowe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stablishing a vertical elite coalition to command the heights of tertiary institutional hierarchy and key resources for tertiary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state used both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sectoral incentives to mobilize resources for regional expansion. The Commanding Heights Strategy shapes China's response to the higher education trilemma of costs, access, and quality. Under this strategy, the unprecedented tertiary expansion has expanded college access, but at the expense of affordability, quality, and a large and increasing regional variation.

针对信息化产品的使用效能问题,本研究基于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18年开展的《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化使用情况调查》数据,通过对8个省份1137名中小学教师样本的实证分析,探究信息化产品使用对教师教学模式变革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信息化产品使用内容的深化和使用场景的拓展,均能够显著促进中小学教师采用小组学习、分层教学、项目学习等新型教学模式,但这一影响受到教师对信息化产品感知有用性的调节。此外,信息化产品使用对中小学教师教学模式变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教学模式较为传统的教师,其对教学模式较为灵活的教师能起到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社区教育在我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最高层次的政策文件仍然是教育部门的工作意见。既有关于社区教育的研究比较多,但以公共政策、教育政策的基本理论和视角,对社区教育政策文件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对社区教育政策的研究从政策演进、本质属性、政策执行、实施主体、域外研究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综述,认为总体上存在研究数量还比较少;理论自觉性不够,研究深度有限;研究领域较为集中,重复性研究较多;涉外研究较少使用一手资料等问题。新时代对我国社区教育及其政策的研究,应进一步增强理论和学术规范意识、实证意识、本土意识,不断提升研究和解释中国社区教育发展及政策现象的水平。 

本文应用Lowi政策类型理论中的"分配型政策"框架,以社区教育政策执行中地方财政经费安排为案例,发现社区教育政策具有典型的分配型政策特征。教育部出台的政策文件明确地方的财政经费主体责任,并且没有提供中央和省级的财政出资或补助。这种政策制定者和出资者分离的财政安排,容易出现政策执行中经费供应不足情况。教育部统计的2014年社区教育经费数据,以及相应地区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经费投入的比较,充分反映了社区教育经费没有实现文件要求的"列入到经常性财政开支"目标,投入不足的情况比较严重。这可以从分配型政策强制力不足的特征进行解释:社区教育政策在执行手段和基层执行中强制力都不足,在缺乏足够的执行手段、监督手段、激励和惩罚制度安排下,社区教育在基层中执行就容易因地而异,甚至陷入选择性执行、应付式执行等困境。 

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领域不断推出各种重点建设项目工程,但各项工程对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影响尚不明确。对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全国高职院校数据的分析表明,上下两端的院校在学生规模和经费收入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实证分析表明,高职院校获得的央财项目个数与院校的学生规模、经费收入和学生就业产出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此外,国家级示范校在学生规模、经费收入和毕业生月工资方面显著高出仅获得一个或无项目的院校。央财项目的获得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被"锁定",这加剧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分化。项目制诱使高职院校偏离市场、向上争取资源,产生一定的效率损失,背离了"社会平衡器"的功能定位。 

社区教育在我国呈现教育部门、广播电视大学等多主体推动的特征。现有研究对不同主体推动的社区教育发展及其差异性的分析还不多,也没有对这些主体的行动措施与政策文件间的联系进行讨论。通过对广东省Z市的社区教育发展情况的文献分析、政策文本分析和访谈,发现不同主体推动社区教育发展的行为、措施具有差异性。教育部门的行动更多侧重于贯彻落实上级教育部门工作部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形式较为单一、持续性不够等问题。市广播电视大学、G镇、共青团积极举办社区学院、开办课程等,工作更多具有自主政策创新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教育部门形成互补,实质性推动了社区教育的蓬勃发展。在对社区教育政策的基层执行逻辑、教育部门的行动逻辑、多属性主体的行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明确社区教育的政策定位、明确社区教育政策责任主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系统作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