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我国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7.2%的速度,到2006年底,我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全球第四、对外贸易总量全球第三、吸引的外资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全球第一,其间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降为2006年的2.3%,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1978年和1984年间,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7.9%,种植业达到5.9%,粮食增产

一个经济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使得该经济的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这一增长方式是由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应当是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的增长方式,而不是利用不具优势的资本密集增长方式,也不必然是以自主研发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一个经济的实际经济增长方式取决于企业的行为,因为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实现的,而企业是在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做决策的,这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最根本特征就是要素价格体系,因此,一个经济的实际经济增长方式最终取决于该经济的要素价格体系,有什么样的要素价格体系,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最近几十年来资本和土地密集型的增长就是我国长期采用低利率、低土地价格、低能源价格、低原材料价格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因此,要转换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改变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其次是进行要素价格体系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使得企业实际支付的要素价格体系符合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使企业的最优化尽量接近整个经济的最优化.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把农村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6年一号文件以此为主题,把农村工作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和行动纲领.近几年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三农"问题所以成为社会

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方面占有优势,这是其经济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后,由于科举制度的阻碍而未能及时实现向以科学与实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的转变,中国和西方的技术、经济差距迅速扩大.为赶超发达国家,新中国选择了违反当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在资本极端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导致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并以价格扭曲、资源计划配置等来保护补贴这些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快速增长,然而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使得原有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出现某些制度的不配套,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脆弱以及收入分配的恶化等诸多问题.只有完成传统赶超部门内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改革,消除计划体制中各种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中国才能全面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使经济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根据麦迪森的估计,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而且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仍占世界份额的32.4%。

林毅夫认为,中国本身的衰弱和发达国家富强的反差,使中国的学生一心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现代经济学,希望学得"真经"帮助中国重新富强起来.问题是取回的经即使是"真经"也不见得适用,而且,仔细想想的话,绝大多数的经可能都不适用.

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刚刚公布的八月份CPI数据在意料之中,今后这几年,我国的物价将会持续保持高水平.因为前几年产能过剩的情形、通货紧缩的情况经过消化、吸收以及政府的产业调整等等,逐渐退去.

主持人:新农村在未来将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热点.广告业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广告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也利用新农村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中国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因素.这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拉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环境压力加剧等等.在这种状况之下,注重和谐发展是很有针对性的.

"缩长"曾使国内外学者感到困惑.该文中我们将采用一个离散型动态模型来研究这一商业周期现象.我们发现当经济具有高增长的稳定状态时,一个过度的投资冲击将使"缩长"成为可能.这种解释符合中国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在最近一段时间所体现出的序列波动.而稳定状态下的高增长则可以被中国目前的体制环境所解释.

人民币汇率成为近几年来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认为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的学者指出,中国可贸易品部门相对于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因此导致人民币真实汇率被低估.也有学者根据中国近年来贸易顺差增长过快指出人民币需要大幅度升值以恢复贸易平衡.该文认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中阐述的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对真实汇率的影响在中国并不成立,而且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中有虚假的成分,所以人民币币值并没有被严重低估.当前国际金融界对人民币汇率的炒作主要是跟风日本和美国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也增加了国际投机者认为人民币要升值的预期.该文认为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应该稳定市场预期、抑制外汇升值投机,同时加快对外贸外资体制的改革,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改善宏观管理能力.

商业银行改进营业模式,将业务向下延伸,增加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这不仅将会成为我国银行业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且,也是我国银行业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的最好方式。

通常认为,初次分配实现效率,再分配实现公平.但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可以在生产过程的初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便宜,通过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区段的生产活动,可以让更多具有劳动力的穷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且能够实现资本最快速的积累.劳动力会越来越值钱,资本回报则越来越低,从而在初次分配上同时达到公平与效率.

人民币汇率近几年来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界连续几年投机人民币大幅贬值,2003年以后则反过来投机人民币大幅升值。升值问题最早由日本政府在2003年春的七国峰会上提出,指责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中国大量向国际市场倾销廉价产品,导致国际上出现通货紧缩。接着美国跟进,国会上有些议员以同样的理由指责中国大量向美国出口

我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这是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成果,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利于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副作用.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的巨大顺差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经济特性息息相关,但也与我国现有的外资、外贸政策有关.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会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政策.根据相机决策的原则,目前是进行外资、外贸政策调整的有利时机.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已经逐渐从原来背离比较优势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取得奇迹式增长.但是,目前我国总体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2050美元,仅及发达国家5%左右的水平,而且还存在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等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在初次分配上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良好机制尚未形成,在收入分配上还有恶化的趋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

由克鲁格曼挑起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也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热烈讨论.国内许多研究试图沿用克鲁格曼的立论所依据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以此判断我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对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进行深入考察有助于对中国有关问题的研究和理解.该文力求通过对有关国内外文献的综述,对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发展和理论基础的深入分析,以及对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经验的回顾,来论证克鲁格曼当年挑起这场争论的出发点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文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意义存在误解,在经济学理论方法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因此,我们不应该以克鲁格曼的方法和立论为依据,继续宣传与此有关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该文在对克鲁格曼挑起的这场争论的回顾中,总结了几点对中国未来发展有意义的结论.

现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以产业升级时国民经济中每个企业对于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存在何处没有共识为暗含前提,但是,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产生共识,投资上出现"潮涌现象",并伴随此现象出现产能过剩和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所以,有必要放松现有的暗含前提,重新构建一套新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探讨投资的"潮涌现象"对发展中国家的物价、就业、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作为政府制定财政、货币、金融、外贸、产业发展等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参考.

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国资本、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了该国在竞争开放的市场中最有效率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如果一国对其要素禀赋结构有足够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才能形成一国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