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曾在很长时间里未能摆脱低收入陷阱.所以,如果低收入陷阱并非不能改变,同样,中等收入就不见得一定是陷阱.其实,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并且再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这个过程在两代人不到的时间里就完

新结构经济学表明,中国应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改革开放32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速是9.9%,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上中等收入国家.2011年的人均收入达到5400美元.这段时间的贸易增长是史无前例的,年均增长17%,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为帮助世界走出危机、恢复成长的主要动力.

当中国的市场转型于1979年开始时,邓小平采取了实用的双轨制政策,一方面,政府继续对重点领域提供暂时性的保护;另一方面,政府也向私人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劳动密集型领域——这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但过去一直被抑制的领域。

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跨过了高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成为"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世界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渐进的双轨制转型方式功不可没,它使中国经济平稳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只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地根据科学发展观提高产业和技术水平,中国平均每年8%的增长速度就有可能再维持20年,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至少与美国相当。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提出的目标是经济20年翻两番。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7.2%,当时这被认为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现在发现7.2%的速度增长20年的目标不仅达到了,而且还超过了,不仅20年,至今已经持续了32年每年平均9.9%。以这么高的速度,

就全球经济失衡这一话题,媒体和政策界的广泛讨论还在持续.论及导致失衡的根本原因,常见的观点有三:一是东亚经济体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战略;二是东亚经济危机后,自我保险动机下的外汇储备积累;三是中国的汇率政策.但这些都只是假说,且三种说法都暗示,是东亚经济体在推动全球经济的失衡,中国在其中又特别显眼.能否找到更切实的原因?有没有实现双赢、走向长期繁荣的良策?

全球经济陷入疲软"新常态",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即使外部环境不好,内部反周期刺激的空间很大,中国经济仍然可以维持较高的增长。扩大内需仍应以投资为主,解决消费比重过低的办法在于改善一次分配,而不能过度强调二次分配。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体,人民币终有一天要变成国际储备货币。但目前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会扰乱中国金融秩序,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必须是创造有利环境,保持内部相对稳定,再维持20年或更长时间的快速增长。

针对中国经济放缓而产生的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命运,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秘方.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因势利导型政府,比较优势的结果是开放经济和后发优势、宏观稳定、高储蓄和高投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失败与中国双轨制成功的原因分析,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当天气预报员无法预测飓风的确切路径时,他们往往告诫当地居民要"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准备"。这句箴言也同样适用于当前的全球经济气候和发展中国家的前景。

目前国际理论界和舆论界关于国际贸易不均衡和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存在三种假说,即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战略、自我保险假说以及中国汇率政策假说。这三个假说的实质认为东亚经济体是造成国际贸易不均衡以及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主因。笔者对这三个假说进行了一一批评,并指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与美国金融政策的失误导致的美国房地产及股市泡沫才是国际贸易不平衡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并认为中国还有20年保持年均8%增长率的潜力。

在18世纪前的1000年,中国创造了先进和灿烂的文明,但却在之后的150年沦落为非常贫困的国家.如今,在1979年实行市场经济转型后,中国再次崛起,成为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是什么推动了这些重大的改变?

本文分析了金融抑制产生的机制,发现政府发展战略是造成金融抑制背后的根本原因:为支持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政府通过金融抑制的方式来降低其生产成本。本文的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1)金融抑制导致穷人面对更高的贷款利率和更低的存款利率,造成金融市场的"机会不平等",使得穷人财富增长更慢,甚至陷入贫困陷阱。(2)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先富带动后富"的"滴落"机制将发生作用,收入分配格局会不断改善;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个体财富收敛速度将减慢,收入分配趋于恶化,甚至造成长期"两极分化"的态势。

传统的经验共识是,经济表现决定于金融深度而不是金融结构。近期部分研究指出,一国的相对禀赋结构决定其工业结构,金融结构在其本质上应服从基于工业结构之上的对金融服务的实际需求,最优的金融结构是能根据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有所调整的。一些论文也指出,随着经济体富裕程度增加,经济发展对银行业发展变化的敏感度降低,对股票市场发展变化的敏感度增大。此外,偏离最优金融结构的国家往往收入水平相对低下。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相对贫穷的国家,银行业的发展对一国的金融结构具有较强影响,尤其是在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市场,而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相对富裕国家的金融结构影响显著。各国行业层面的证据表明,银行业集中有利于中等收入国家依赖间接融资(银行)的产业发展,但不利于富裕国家依赖直接融资(资本市场)的产业发展。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体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银行(相对股票市场而言)的减贫作用更加显著。也有证据表明,受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政治和理念影响,一国的实际金融结构可能偏离其最优结构。

为了便利本国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政府必须制定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必由之路,也是摆脱当前危机的关键

8%增长是潜力,潜力的发挥还需要两方面的条件。第一,政策应该是真正挖掘潜力的政策,而不是赶超的政策。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未来20年中国为何能继续保持8%年增长6月22日我对中国未来作了一些论述,谈到未来20年中国具有保持年均增长

我们将从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着文化的复兴,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国文化是否可承载中国的现代化等问题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文化复兴的问题,并论证二十一世纪多极增长的世界格局里,将可能是各个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的世纪。

一、前言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处于世界顶峰.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到了19世纪中叶后,当亚非拉许多地方成为西方强权的殖民地或是势力范围时,中国也变成为一个贫穷、落后、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地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民族自决之声此起彼伏,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终于迎来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建国,自主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