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组织压平过程中,"中层"成了节点,这是大型组织变革需要思考的问题。在组织变革的过程中,对于领导者而言,最大的困扰莫过于对"中层"的安置。虽然层级并不会轻易消亡,但并不意味着"中层"不死。当"中层"成为阻碍组织与市场直接对话的障碍时,就必然要面临被革命的命运。在海尔的组织变革中,因为媒体曾经对张瑞敏"消灭中层"的思路予以过度渲染,导致了"中层无用论"的出现。

传统电视行业,包括电视台、电视内容商、电视运营商等,被网络视频颠覆的命运似乎不可避免。电视的未来建立在基于开放互联网的视频服务上,而移动视频又是其中的关键。国内电视台要应对网络视频的挑战,在经营上要实现八大转型。最终,随着电视机终端全面智能化的到来,互联网电视将成为主流的电视服务形式,甚至会取代目前有线电视的主导地位。

<正>小米的成长可以完美地诠释勒维斯1997年提出的非摩擦经济理论。小米的崛起几乎成为了互联网思维的脚注,事实上,就"互联网思维"本身而言,是有其理论源头的,即非摩擦经济理论(这是勒维斯在1997年提出的)。小米的成长恰好可以完美地诠释这个理论。非摩擦经济有如下几大要点:1、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随需求而变化,供应商根据需求的升降来调整生产。这种摩擦或者生产的滞后,给传

<正>管理层级在管理史上经历了一种过山车般的历程。人们对待层级的情感由福特时代的极度狂爱到信息技术兴起之后的极度厌恶,呈现钟摆式的振荡。随着近二十年来各种管理创新层出不穷,人们对层级的认识终于开始回落到了基本面,发现层级可能既不是好东西,也不是坏东西。它就像技术一样,好坏取决于使用者的信念和操作。正如罗伯特·艾克尔斯、尼丁·诺瑞亚和詹姆斯·伯

<正>海尔要做一个变量系统。最近采访了一个互联网硬件创业公司,最大感受就是创业者把公司本身看做了一个变量系统。变量是相对于定量而言。以手机为例,从流程上来讲,传统厂商遵循的是线性开放模式:运营商提需求框架,厂商的产品总监定义产品,供应链开始运转。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讨论和各抒己见。整个系统中的赋值都是一定的,所以系统也是一定的。这家创业公司有一个无序机制。在讨论产品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包括粉丝。大家拼命发散思维,把想法

<正>我们的个人意识能否得到尊敬,我们的个人权利能否保持完整,都要取决于那些独裁式广告公司的统治者们的良心了。1894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写下《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在"漠视舒适方便"这一章中,他写道:"中国人不在意拥挤和噪音。""中国人对……个人隐私一无所知。"100年过去,中国人在舒适方便的标准上发生了彻底革命。我们似乎"文明"了许多。然而,我们的老毛病依然。只不过,侵犯我们的距离舒适度、安静权和隐私权的主角,现在变成了

<正>今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二十周年,所以,有很多人会想:到底这二十年来,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而我们在这个节点上,又能够更加看清楚什么?在我眼中,互联网的过去基本上由三种力量形塑而成:国家、市场、民众。这三种不同的力量在塑造互联网,也构成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第一种治理模式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可以称之为"网络威权主义"。中国是典型的网络威权主义。第二个模式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1995年,两位英国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叫"加州意识形态"。他们在美国西海岸倡导了一种崭新的思潮,这种崭新的思潮最后催生出今天自由开放的硅谷,并且导致产业从半导体推进到计算机,再推进到互联网,一直到今天的移动互联网,这整个都是

<正>技术实际上是在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宽度,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如何与技术建立联系,并体会其中的乐趣。从尼古拉斯·卡尔的个人博客上得知,他的新书《玻璃箱:自动化与我们》将出版。这本书应该会秉承卡尔一贯的技术史融合思想史的叙述风格,可读性毋容置疑。从《IT doesn’t matter》(IT不再重要)到《The big switch》,再到《Shallow》(浅薄),卡尔一如既往地坚持IT批评者的角色,甚至还不小心扮演

<正>我们了解了更多,但我们因此更加不解。我们不停地说话,却丧失了倾听的能力。我们打破权威,但同时对要紧的事物失去了敬畏之心。我们崇尚小圈子共识,但忽视社会纽带的瓦解。中国互联网20年了。回顾20年的岁月,过去的时光已成亲切的怀恋。那时,花花绿绿的公共汽车上车身广告后面,还没有印上以http://开头的一串字符;那时,Java的意思是一种咖啡,

<正>对于移动互联网,首先要从认知开始。在2013年有一个被用烂了的词叫"互联网思维",我想讨论一下移动互联网思维。为什么说到认知的问题?因为从人类认知的角度来讲,每当我们遇到新问题的时候,通常会用老的方式来看它。举个简单的例子,马车以前是人类的主要交通工具,但是汽车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办法界定汽车,所以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把汽车叫做"不用马拉的车",这种过去的认知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新事物的观察视角。所以,当我们第一次感受到移动的潜力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把移动当成某种路径,这从对于移动的不同的

<正>组织社群化会让资源得到更加高效的配置吗?如何做到?所谓社群经济,就是如何利用社群产生生产力。何谓社群?按照勒维斯的观点,每个人心中都有原始的部落情结。如果组织进行社群化的话,必要产生一个结果以表示其合法性:资源会得到更加高效的配置。

<正>到2014年,《数字化生存》中译本出版已近18年,这18年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18年。18年内最大的变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迅速发展,18年前中国人还不知风险投资为何物,中国互联网公司还没有在纳斯达克上市;而18年后,互联网已经深深地根扎于中国的土壤,有了中国特色、中国个性和中国底蕴。二是中国互联网用户呈爆炸式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数量突破6亿,居世界第一;网站达400万个,网站访问量仅次于

<正>硬件突然变酷了,与以前相比,它更灵活,更具适应性,也更快演化。新的设备将在我们的世界里创建全新的视点,人类将学会和这些设备共处,学习它们,并让它们学习我们。我们正处在一场令人惊讶的变化的开端,这场变化事关我们如何打造、购买、消费和体验硬件设备。在过去10年里,人们用不同的命名来总结它,可能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说法叫做"硬件革命"。

<正>英国《卫报》在很早就意识到了新闻需要新的形态,也就是"开放新闻"。总编拉斯布里杰对"开放新闻"的定义是:它是一种完全织入世界上现存的信息网的新闻。它和这个网络相连,从网络中筛选和过滤,与网络紧密合作,利用普通人发表和分享材料的能力更好地讲述世界。为了让人理解,拉斯布里杰用一连串排比诠释了什么叫作"开放新闻":"旅游版在寻找对柏林了如指掌的一千人。环境团队

<正>将组织目标和个人的知识能力相融合,这是新型知识型组织的需求。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对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做了大胆且相对精准的预言。其中,他认为管理的主要职能就是对知识进行组织,并使其具有生产力。而组织的任务是破坏稳定,"组织必须有条理地放弃它所做的一切作为其结构的一部分"。德鲁克受到了熊彼特"破坏是创造"理论的影响,知识社会同工业社会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进步的驱动因素是"创新",而非工厂、制造这样的生产因素,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开始从

<正>本文标题所提出的是一个有关互联网的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据答案,可以分成"聪明派"和"愚蠢派"。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是后一派的领头羊。他认为互联网把我们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变得更愚蠢了。他的《浅薄》(The Shallows)一书开头便指出,2007年,他意识到自己的认知过程因网络发生了改变,但并非是朝好的方向。"我失去了我原来的大脑",他在书中写道。其原因在于:网络

<正>对于当下很多国内的传统企业来说,它们仅仅知道粉丝的参与,却不知道Beta为何物,误解也就在所难免。用"共识"取代"管理"牛顿范式和爱因斯坦范式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属于低能范式,后者属于高能范式。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低能量世界中,经典的构筑方法如建造教堂般,需要严密的管理体系、封闭的集中结构。软件开发领域中有著名的布鲁克斯定律,随着开放人员数目的增长,项目复杂度和沟通成本按照人数的平方增加,而工作

<正>创新过程之于组织而言,注定充满了剧烈的观念冲突和人际斗争。在整个洛杉矶的娱乐产业中,超过千人规模的娱乐公司不超过10家,却有25万名从业者,其中85%的公司不足10人。这些小电影公司组成松散的关系网,他们躲在大公司的背后进行创作。一群自由职业者在担任着灯光、保安、道具人员等职能。当一部影片杀青之后,这些人就立刻散去。当有新的片子出现时,又会有一群这样的人组成临时的制作公司。他们从事的永远是"临时工作",有人将这种模式称为"好莱坞电影式临时工作制"。

<正>中国企业界的人士大都知道彼得·德鲁克的名字,但恐怕没有多少人听说过日本一桥大学管理学教授野中郁次郎(IkujiroNonaka)。这两个人其实非常相似,都擅长多学科的综合知识,都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听取真正的经理人员谈论实际问题,从而保持他们的理论,在现实世界中始终能够找到非常好的落脚点。更有意思的是,两个人都是知识管理大师。

<正>熊彼特说,企业家要学会破坏当下的经济结构,用创造性的方法来制造动态失衡。"失衡"才是常态,在新经济时代尤其如此。在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和Kevin Kelly会面的过程中,KK的一个比喻让张瑞敏记忆尤深,那就是企业站在山峰的那一刻,就要回退到山谷的节点。而企业要做的就是学会主动后退,寻找新的高山,同时还要保持前进的姿态。对于海尔这样的大型组织而言,难度奇高,张瑞敏形容这个过程是"边破边立"。无独有偶,中国一位重量级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