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把场的思维应用到企业组织中,或许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启发。量子理论认为,空间不是"空"的,而是充满了场。场是不可见的、非物质的影响力。我们无法见到场,但是能观察到它们产生的效应。把场的思维应用到企业组织中,我们会发现,组织空间内可能也存在着这些相互影响的无形力。例如,对于企业文化这种难以理解的事物,用场的理论来解释或许是个可行的

<正>在将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分到来:所有的报刊都停止纸版印刷,只出数字版。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个将来会在什么时候到来。2012年10月18日,蒂娜·布朗,新闻周刊和每日野兽公司的主编,和该公司的CEO巴伯·塞迪一起宣布,在纸质杂志持续出版80年后,《新闻周刊》将转向全数字方式。12月31日是纸版的最后一期。

<正>长供应链过高的成本,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一种新的趋势:逆向全球化。3D打印机越来越便宜,桌面设计与生产工具让个人进入制造业,制造成为定制化的和众包式的。长供应链过高的成本,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一种新的趋势:逆向全球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工作的离岸外包:通过国际合作,利用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差异,工作经由跨国完成。"外包"的对象是新兴市场,其中又主要是中国,因为那里不仅劳力更为便宜,工人的权益诉求也较为薄弱,环保标准也比较松懈。现在,情况似乎出现了某种逆转。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有1/3强的美国制造业经理人(他们所服务的公司营业额都在10亿美元以上)

从整个计算的趋势来讲,过去计算的中心是桌面,所以软件运行的模式非常像打字机的体验。而现在技术的亲密度和渗透度超乎想象,随时随地都在应用的环境,迫使开发者不得不重新想象新的界面与新的体验,从而进入移动计算的崭新空间。移动计算是一种感知情境的计算,永远跟用户身处的情境相关,这种计算混合了对位置的感知、对身份的管理。手机由此超出了仅仅是一个通信工具的功能,它正在越来越多地变成一个娱乐中心,而且还会变成一个高效率的生产工具。

<正>泰勒奉为神明的工作效率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然而我们始终痛恨、抵制、反抗效率崇拜给所有劳动者所系的心理锁链。富士康的系列自杀曾经震惊国人,有媒体称富士康追求效率、漠视人性的管理为"泰勒主义的恶之花"。假如要清算富士康的"原罪",等于变相否定泰勒的管理成就,从而也就等于在拷问管理的"原罪"。因为管理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其标志性事件,正是弗雷德里克·泰勒发起的"科学管理"运动。泰勒是工厂工程师出身,他希望能知道一部机器或一个工人使用规定的材料和方法,在受控条件下完成某一生产过程、制造某一部件,需要和应该用多少时间。从1881年开始,他进行了历时20多年的一系列试验,制定了一套协调

自我具有多重性,这在虚拟体验中可以充分发现。本文将虚拟世界视为一个人类认同实验室,从人格心理学和自我心理学出发,试图通过厘清人们的真实生活与虚拟生活的关系,讨论网上交往是否有助于发现真正的自我。

<正>世界上第一家iPad报纸《The Daily》于12月15日停止出版。这家报纸尽管口衔金匙出生,有着显赫的父母——乔布斯与默多克,还是不到两岁就夭折了。《The Daily》之死的原因《The Daily》的失败原因是多重的。原创的失败:相对于《赫芬顿邮报》这样的聚合内容商而言,默多克未动用旗下诸多媒体供稿,而是坚持原创。默氏的庞大帝国中不乏高

<正>比起数字革命的范式,"融合"更有说服力。旧媒体不会被取代,相反,它们的功能和地位被新技术的引入打乱了。在1995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被动的旧媒体"和"互动的新媒体"之间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界限。他预测说,广播电视网将要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窄播"和随需定制的分众媒体。大众媒体铁板一块的帝国将会被拆分成许多家庭手工作坊,今天的媒体帝王将看到它们中央帝国

报业的困境有目共睹,但当报纸作为多元主义和自由言论的支柱坍塌以后,对社会的影响会是什么?谁将会创造我们所期望的高质量新闻,特别是对社会极为关键的调查性报道呢?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探讨调查性报道的各种路径的特点和可行性。

面临大数据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需要实现新的转型,这要求深刻考量中国的发展特征,发现中国在新一轮现代科技革命中面临的短板。这些短板主要包括:我国在数据的开放性、流动性、交互性方面还远远不足;数据的真实性也有可能会成为阻碍大数据时代的一块暗礁。为此,需要制定大数据国家战略,以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并利用数据业务主营化带来各行各业的升级。同时,建设智慧城乡,密切政府和民众的联系,促进民主与社会进步。

<正>目前国内各行业对大数据的理解出现了乱象,我们亟需对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和源流做清楚的梳理。表面上来看,"大数据"概念的火爆可以归结到迈尔-舍恩伯格写的《大数据时代》和涂子沛写的《大数据》。前者引爆了"大数据"的概念,并着重从社会变革的角度阐释了数据思维的重要性。后者则更像是一部信息开放史,阐述了信息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大数据"更像是一种以迎合方式制造的概念,好似

<正>印刷术带来的工业化思维也必然会被网络信息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取代。组织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创造更加适合于作为节点的个体的创造环境。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性正在从"固体"阶段转向"流体"阶段。也就是说,被传统社会所固化下来的行为模式、个体选择等社会形态都不能再长久保持不变,因为一个形态腐朽的速度远快于人们对其

<正>制造"体验"的企业大多数都还停留在真实世界的感官层面,这也是曾经一直追求工业美学的诺基亚会输给更加注重操作界面的苹果的一个主要原因。2010年9月20日,作家露西·凯拉韦在《金融时报》的"商业生活"专栏上惊呼:"我已经找到了描述苹果荣光的文字"。她的狂喜是建立在对苹果专卖店的

<正>互联网时代里,企业呈现出了巴特式文本特质,去中心化、开放性、可写性,并映射出了纳尔逊的超文本思路。这种转变基于两点:价值的基础是消费者独特而个性化的体验;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满足某一具体消费者在某一具体时刻的体验。因此,企业一定要具备两种基本能力,与消费者共创价值的能力和全球获取资源而非拥有资源的能力。

高度互联的C时代(the Connected Era)的到来,广泛而实时的联接,各种在线交流和协作工具的出现,为管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为我们进一步开发组织潜能、打造更为人性化的组织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从本期开始,本刊特推出"管理实验"栏目,对管理创新领域涌现的新理念、新理论、新方法、新案例进行观察和分析,希望为有志于组织和管理创新的管理者提供启发。同时,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胡泳博士担任本栏目的主撰稿人。胡泳博士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权威学者,也是国内企业研究的开创者,他关于海尔发展历史和管理体系的多部研究著作在企业管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兴起,"围观"成为一种政治的介入方式。正如作者所说,作为过去鲁迅笔下的"看客",这种旁观者文化是如何借由网聚效应,转化为一种新的公共参与精神。这种中国目前独有的政治景观,具有何种社会意义?

<正>中国企业向来不缺少硬件,更不缺少资本的泡沫,也不缺少宏大叙事的战略能力,缺少的是懂得大数据和会使用大数据的人!在威斯汀酒店见到郝杰瑞(Jeremy Howard)的时候,他正盘着双腿坐在沙发上。他一见到我们,就用很流利的中文打招呼,然后还说:"咱们共享一壶茶吧,这样能省钱。"落座之后,我问郝杰瑞,"这次到北京来做什么?"他指了指大堂中央摆放的一个易拉宝说,"EMC发起了一个大数据尖端人才研讨会,我虽然不是数据科学家,但是我拥有数据科学家。"

<正>在新的范式下,顾客不仅永远是对的,而且可以依靠一下轻轻的点击就实施自己的判断。历史上有关企业的认识是,在企业和它的每一位顾客之间,存在着某种契约,这种契约可能是直接表达的也可能是隐含的。这就是为什么顾客受到劣质产品侵害时可以对企业提起诉讼。但企业所不习惯的是,用户与用户之间也有协议,这事关他们一起行动时互相对待或彼此交易的方式。这样的协议在社会情境中非常重要,某些情况下比企业与顾客间的协议还要重要。

<正>在互联网时代中,浮现机制和集体智慧都是大势所趋,纵然现在还不是那么完美。结构与决策是组织管理的任督二脉。结构解决的是组织内的协调问题,决策解决的是组织内信息纵向传达的效率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谈论"层级管理"仅仅是涉及到了传达效率的问题。所以,会有一种错误的认知,组织变得扁平了,运营效率就会自然提高。

<正>目前国内各行业对大数据的理解出现了乱象,我们亟需对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和源流做清楚的梳理。表面上来看,"大数据"概念的火爆可以归结到迈尔-舍恩伯格写的《大数据时代》和涂子沛写的《大数据》。前者引爆了"大数据"的概念,并着重从社会变革的角度阐释了数据思维的重要性。后者则更像是一部信息开放史,阐述了信息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