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是不应该以眼球和听众的多寡为导向的,也不应该比试谁的观点更极端;否则,中国知识分子就真的要发生"集体堕落"了.

该文基于中国8个省份、1354个农户、跨度1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测算了大病冲击对于农户长期收入的影响以及健康风险冲击持续的时间.我们发现:(1)大病冲击在随后的12年里对于农户人均纯收入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大病冲击对于农户的短期与中期影响使得患病户人均纯收入平均降低5%-6%;(3)健康风险冲击的长期影响可持续大约15年,并且冲击对于中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更为严重.

冬日的南方清晨,空气很好,105国道上的车又很少,我和南昌伯父的回乡路因此变得格外轻松.接近我们该下车的地方,远远地看见两个堂侄小兵和小平坐在路边等着.车子停下,他们便来拿行李和食品.我们让司机掉头回南昌,跟着两个堂侄下了国道,向村里走.堂侄告诉我们,家乡今年大旱,沂江的水量大减,庄稼收成很坏.

构建和谐社会,我们的下一步任务,是在此基础上为民众提供自我发展的能力。这里的"能力",按照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籍学者阿玛蒂尔·森的定义,就是一个人追求有价值的个人目标所必备的一组功能的组合。这些功能包括免于饥饿的能力、一定的教育水平、健康以及就业等等。当民众具备了这些功能之后,他们就可以自食其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社会也因此变得和谐有序。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将发展看作是达到个人全面自由的过程。他所理解的"自由",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人的全面解放"是一致的,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又包括个人进行能动的创造活动所必需的能力。关注个人能力的培养,使我们既区别于古典经济学,也区别于西方福利国家。古典经济学

通过对1995-2001年683家国有企业的调查,该文研究了改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利用面板数据,解决了转型经济文献中经常遇到的遗漏变量和选择性偏差问题.结果显示,改制对企业的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影响,但是对单位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较弱或不显著.研究还发现了明显的时间趋势,改制效果对于那些具有中等长度改制历史的企业以及在1997-1999年问实施改制的企业最为稳定.

"在《平沙落雁》的悲怅苍凉的背景音乐中,"秋海棠"频频出场,演员演了又演,百演不烦,观众看了又看,百看不厌。在"重复又重复,平心静气"中,人们"咀嚼回味":把"秋海棠"与苏三链接,与罗或链接,与《汉宫秋》链接、与张爱玲链接、与上海人链接……与中国人链接。千丝万缕,织入人们的下意识中,形成人们的意识底色,刻入人们脑底,沉淀为集体记忆,成为沦陷时期上海文化的标志品牌。

该文使用来自中国8省农户的数据,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框架出发对处于不同性别、生命周期的家庭成员的健康投资进行经验研究.在控制了测量偏误和选择偏误的前提下,通过经济计量模型发现,在两周就诊概率和费用方面,处于生育期和抚育的女性往往在健康投资上获得优先地位.这个结论拓展了已有的家庭内部成员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成果,揭示出家庭人力资源投资导向必须同时考虑市场和非市场的经济机会,尤其是女性在抚育后代方面的比较优势,对于女性的健康投资至关重要.

本刊在 2 0 0 4年第 1期发表了关于农民合作能力的一组笔谈 ,引起学术界较为强烈的反应。一部分学者来电告知这一选题较好 ,只是该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 ;另一部分学者传来大作 ,进行商榷。本刊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参与此问题的讨论 ,使我们有了将此问题讨论推向深入的可能。在农村的经济改革推开之后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所降低 ,这是不争的事实。村民自治活动的开展 ,除了追求村庄治理的民主化、规范化目标之外 ,也试图从政治的角度来寻求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但 2 0多年的实践表明 ,农民合作的现实与制度设置的初始目标相距较远 ,农民在公共合作活动中的“马铃薯效应”体现得比较明显。在推进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 ,农民被原子化 ,以各种形式散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成为弱势群体 ,难以合作。影响农民合作的原因是多维的、立体的。我们在谈论农民合作时 ,有两个前提认定 :第一 ,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农民生存 ,都需要合作 ,没有合作 ,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 ,农民不是没有合作能力 ,而是农民合作应在什么条件下或基础上进行 ,这会体现出不同的合作类型及其程度 ,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不可轻视。参与这组笔谈的几位学者都是该领域研究的行家 ,他们从不同侧面对农民合作问题进行解剖 ,必定对关注三农问题的同?

自1978以来的25年间,中国的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了8％以上。在世界范 围内,一个人口大国能够维持如此长期的 高速增长,绝无仅有,称之为"奇迹"当 不过分。在1970年代末,没有哪一个西方 经济学家会相信中国能够达到如此之高的 增长速度,因为中国缺少每一样标准经济 学教科书视为经济增长之必要条件的东 西:完备的市场、私有产权以及有效的法 治。 回顾过去20多年路程,我们发现,中 国的经济转型基本上是沿着有利于经济效 率的轨迹向前推进的。到目前为止,我们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的转型。众所周知,苏东的经济转型是剧 烈的政治变革的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为政治变革中的激进力量服务的。而 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来自内部的力量,成 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解释自发的制度 变革是如何在中国实现的,就是一个同时 具有世界意义的课题。笔者认为,在中国,

回顾过去20多年路程,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转型基本上是沿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轨迹向前推进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众所周知,前苏联、东欧的经济转型是剧烈的政治变革的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为政治变革中的激进力量服务的.而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来自内部的力量,成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解释自发的制度变革是如何在中国实现的,就是一个同时具有世界意义的课题.笔者认为,在中国,之所以能发生有效的制度变迁,其原因有三,即制度创新的分散性、市场化改革的自我加强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泛利性.

群众性的民主测评助长了一种不负责任倾向,也为地方主政者提供了一个偷懒的"民主"捷径,使他们可以逃避真正的民主监督。但是,民主化进程没有捷径可走,完善群众监督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加强代议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在以金融压抑为特征的经济中,加强法治可能妨碍金融领域某些方面的发展.该文采用1990年代中国省级单位的数据,通过计量研究发现,加强法治有助于提高私人部门获得的银行信贷份额,推动银行业的竞争,但抑制私人投资,并对金融深化没有显著影响.作者认为,这些结果源自中国金融部门存在的"漏损效应"-即金融资源从享有特权的国有部门流向受到信贷歧视的私人部门的过程.此外,本项研究结果还显示加强法治并不能显著提高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该文的结论是,只有在其他配套制度安排完善的情况下,法治才能发挥良性作用.

我们利用1995~2001年期间11个城市企业水平的面板数据对5种国有企业改制成因的假说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改制与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之间有正向的关系,而过高的债务和冗员率则抑制了企业的改制.市场化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对企业的改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企业效率的改进在改制决策中不起作用.这表明,市场建设对于促成有效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该文扩展了农地产权方面的经验研究文献,将转让权纳入分析之中.该文的理论模型证明,在不完全劳动力市场下,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残缺的转让权将导致农户对土地投资的后悔效应.该文利用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后悔效应的存在.

本文对中国水电管理体制的变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变革的过程进行了理论总结。文章的特点是由小见大,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是制度案例研究中的典范之一。本文所揭示的问题中,有两点特别值得一提:一是国家开放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二是"制度企业家"的努

该文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了政府在东亚模式中所起的作用.该文认为,东亚的成功得益于它的泛利性政府,即关心全社会长远利益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有利于赶超,也有利于发展模式的转型.该文还讨论了东亚泛利性政府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它在民主化中的前景.

国家权力,最核心的就是财政权.没有能力搞好财政,就等于是对国家权力的最大疏忽.面对财政联邦化日趋严重的现状,怎样避免各级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是一个有长远眼光的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

该文在一个一般化的经济环境下模型化了制度变迁的效率假说,并考察了这个假说的政治可能性.按照该文的设定,效率假说的有效性将取决于新制度的具体内容以及决定制度变迁的政治过程.该文将上面的问题转变为了一个实施问题,即效率假说能否由一个博弈式来实施,这个博弈式包含一个政治过程和一个只有很少限制的新制度.文章得到了否定的结论.文章最后讨论了该文结论的意义以及与社会选择理论文献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