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布罗姆利可能是国内经济学界不太熟悉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只有《经济利益和经济制度》被译成中文.在美国经济学界,他也是非主流.如果要分派,他可以归入以威斯康星学派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此学派鼎盛时期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以前;随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在美国繁荣.如今,它的地位基本上被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取代,尽管后者也不大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

无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体,其政府都可以是中性的,然而,中性政府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特例。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纳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改革路径,是因为它是一个中性政府。

该文利用中国分类企业出口海关统计数据,以LALL技术分类和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为基础,分析了中国本土企业的贸易竞争优势和技术变迁.结果表明,此前研究中国贸易竞争优势所采用的方法和数据,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本土企业在各产品和各技术层面上的真实国际竞争力;本土企业虽然在整体层面没有我们原先设想的那么乐观,但保持了出口技术水平的绝对增长以及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对追赶,存在一定的出口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在跨国分工加剧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本土企业并没有在国际分工链中成为受害者,其竞争优势在循序上升.

一般认为,中国的出口加工业大量使用国外中间投入品,本国技术含量很低.但是,这一观点并未得到系统验证.产品国内技术含量概念的首次提出,以及基于投入一产出表的新测算方法,使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得以检验,结果发现,1997-2002年间全国以及江苏省的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迅速下降,而且全部技术含量也没有显著提高;广东省的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在1992-2002年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变化.据此,我们推测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水平的下降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现象.

该文考察一国经济发展中对外贸易格局与经济发展绩效的关系.文中提出了有限赶超的概念,并在HAUSMANN ET AL(2005)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贸易商品技术复杂度和一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构建并测算112个国家(地区)在1965-2005年间的有限赶超指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以及中国、印度、阿根廷发展现状的对比.充分表明有限赶超的成功.跨国回归分析表明,有限赶超对一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显著正的影响,且短期效果大于长期效果.

意识形态的演变是中国改革进程的核心.国有企业改制是中央意识形态演变和地方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的结果,可通过在有限理性的框架下构造一个简单的学习模型来讨论意识形态演变如何决定企业改制的步伐.在模型中,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拟参数,地方政府在给定意识形态下形成的优势策略均衡会导致中央政府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在各期之间,中央政府意识形态是为系统带来动力的变量.该模型的特点是有限理性、意识形态的动态调整和民营化的多重均衡,这不仅是对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而且是同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历史相吻合的.

中国过去30年的骄人成就体现在经济的高速增长、贫困人口的巨大下降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平稳转型.创造中国奇迹的动力,是经济发展初期的高储蓄率、投资率和较高的人力资本.世界的竞争,是思想的竞争.中国的发展模式-中性政府、财政分权、务实政党、新民主化道路-将在政府干预经济、国家治理方式和民主问题上,对世界、对成见提出挑战.

该文用购买力平价法估计人民币均衡汇率,通过对184个国家及地区1974~2007年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发现人民币自1985年以后一直被低估,2005~2007年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分别为23%、20%和16%.与已有的多数文献相比,这一估计结果显得比较适中.该文还检验了估计结果对样本选择和解释变量选择的敏感性,结果证明估计结果具有高度稳健性.对人民币失衡和我国贸易平衡的关系以及人民币向均衡水平调整速度的分析,进一步支持估计结果的合理性.根据估计结果,我们认为应该放慢人民币升值速度,否则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基于全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该文估计了工会在事关工人福利的三个方面上的作用.我们借助工具变量控制了工会与工人福利之间的内生性.回归结果显示,工会能够显著地提高工人的小时平均工资、缩短每月平均工作时间,并提高企业养老保险覆盖率.这一结论在国内私营企业的子样本中仍是成立的.进一步,我们建立起了工会作用的两条途径,即通过签署集体工资协议和劳动合同来改善工人的福利.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一个目标,要在2020年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将是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的现状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本文试图围绕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一些看法。本文选自《展望中国2007》一书中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前景》一文,该书是第四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的结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保留了两位作者的对话部分及个别观众的提问,标题为编者所拟。

过去的20年,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社会发展方面却进步较小.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村发展观的转变.这个转变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农村不再单纯地等于农业,不再是单纯向城市提供农产品的地方,而是可以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所在;其二,农村不再是可以任其消亡的穷乡僻壤,而是可以体面地生活的地方;其三,农村将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重建组织和文化秩序.新的农村发展观将以"低度发展,高度和谐"为特征,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为最终目标.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的参与必不可少,其媒介是村民委员会.

该文建立了一个最终品种类和中间品种类均为内生决定的动态模型,同时考虑重工业投资和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通过比较分散经济下和社会计划者经济下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分析私人对重工业投资是否不足,以此来考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否合理.由于生产方式越迂回,生产效率越高,重工业投资具有正的技术外部性和正的金融外部性;由于消费者偏好多样性,轻工业投资具有正的金融外部性.重工业投资的外部性始终超过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所以私人对重工业投资不足.如果不考虑补贴造成的扭曲效应,需要一直对重工业投资进行补贴,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和重工业投资的外部性的差距越来越小,所以对重工业投资的补贴应该越来越小.

该文建立了一个最终品种类和中间品种类均为内生决定的动态模型,同时考虑重工业投资和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通过比较分散经济下和社会计划者经济下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分析私人对重工业投资是否不足,以此来考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否合理.由于生产方式越迂回,生产效率越高,重工业投资具有正的技术外部性和正的金融外部性;由于消费者偏好多样性,轻工业投资具有正的金融外部性.重工业投资的外部性始终超过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所以私人对重工业投资不足.如果不考虑补贴造成的扭曲效应,需要一直对重工业投资进行补贴,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和重工业投资的外部性的差距越来越小,所以对重工业投资的补贴应该越来越小.

稍微认真地说,我们或许是被很多新名词迷惑了。比方说“多元社会”。我们想,如果是真正的多“元”,其中的每一“元”都应该与其他的“元”相对平等相对独立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其中相当多的“元”那里,什么都被操控着,被扭曲着。因此我们所说的“多元社会”其实是一种超前告知罢了。这正象我们企望的“多极世界”并未真正来临一样。据我们观察,文化与文学也是如此,过早地宣告某种状态的来临,并以此暗示我们的创作和批评,其结果或许就使它们事信功半。这就象我们要做砖做瓦,瓦泥还没揉捏成熟就把它放进模具开始制作,其结果不是可想而知吗?“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这个栏目,很希望她的支持者以求实的精神,以探索的勇气,以严谨的姿态、以独到的见解,以高度的责任去做每一篇文章。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我们的希望正在变成现实。四人谈的《文化、文学和多元社会》,站在宏观的视角,以对文学文化和国家民族高度的负责精神,检讨了中国文学和文化过去的遗与存,现实的知与行,未来的向与度。他们虽然处于同一“元”中,但不同的观点和见解碰撞的火花总能给人以感染或启迪。《中国当下文艺经典的历史价值与消费取向》则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说服力量,对“戏改”“红色经典”的时尚发出了能引人共鸣的声音。而廖四平教授的文章,正好与前文形成呼应,从一个“理想者”的立场出发,在“无英雄时代”或者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坚定地为塑造理想的英雄摇旗呐喊,这或许也暗示了21世纪,我们对英雄,或者文学作品中的英雄需求作出了坚定的至少是一种回答。文学对部分人来讲,她可以不是神圣的。但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对我们人类而言,她应该是神圣的。我们希望把她认作是人类前行的灯塔,民族奋进的火把,永远不会被消费成垃圾。

中国邮政储蓄机构自1986年恢复开办以来,目前已经成为网点覆盖城乡最广、交易非常频繁的个人金融服务网络。因为自身的特点,邮政储蓄机构的设置对国内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体系的建设起到了一

该文基于中国8个省份、1320个农户、跨度1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使用非参数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加以分析,利用广义差分方法去除农户异质性以后,估计的结果发现:(1)教育和在职培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2)物质资本,包括土地,对于农户收入的差距没有显著影响;(3)在不同的收入组别上,人力资本的回报都显著高于物质资本的回报.

该文在综述国内外关于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金融中心形成和运行的因素,依据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运行具有较高相关度的原则,构建了包括经济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四方面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4年东京、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七个城市的数据,依据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这些城市所处的层次进行定位:北京、广州和深圳成为一类,为金融中心的初级阶段;上海成为第二类,为国内金融中心阶段;香港和新加坡成为一类,是区域国际金融中心;东京处于最高阶段,是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最后对这些城市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工业企业的就业规模大幅度下降,许多人认为,企业改制是其主要原因.该文通过对11个城市386家企业从1995年到2001年的面板数据的研究,评估了企业改制对就业的影响.我们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和一般印象相反,改制显著地减缓了就业的下降趋势.我们还发现,改制对企业的就业增长有持续的和递增的积极作用.即使在控制了企业的绩效、就业条件、资产结构以及改制前就业历史之后,我们仍然得到相同的结论.另外,我们还使用了倾向分值匹配基础上的差分内差分方法对我们的结果进行了验证,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该文运用1986~2002年期间48个村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村基层选举对村委会问责、地方财政以及国家税收的影响.我们发现,选举增加了村庄预算中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了行政支出以及上交给乡镇政府的份额.这说明选举强化了村委会的问责,但削弱了地方财政能力,因此可能损害超出村庄范围的公共品供应.在控制农村税改之后,选举对人均税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选举没有减弱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最后,我们没有发现选举的竞争性对结果有显著影响.

所谓"中国之谜",说的是,中国的制度安排似乎总与标准的经济学建议相左,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如此之快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07年1月6日清晨,随着一声闷响,西湖第一高楼——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三号实验楼被成功定向爆破,倒塌在晨曦之中。这一爆,让浙大入账24.6亿元人民币。我这里所关心的,不是浙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