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研究个人和社会风险分担机制对中国农民消费保险的影响.运用1400户家庭的独特面板数据,我们发现消费保险在下列情况下比较完全:(1)家庭拥有较多的财产;(2)村庄通过选举产生村领导;(3)村民可以获得非正规贷款.另外,获得银行贷款不会影响消费保险.这些发现表明了本地信息和村庄治理在保障农村消费保险方面的重要性,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三位作者是国内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学者,他们以对话的形式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与问题,经验和教训。

看了郭宇宽教授的文章,感慨良多。是啊,在印度,社会贫富悬殊可以说到了极点,但穷人依然有自己的自豪,穷人富人依然能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相安无事,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但是,话又说回来,印度“贫民窟”真的有说的那么好吗?作为印度最发达的城市,孟买当局真的对这些有碍观瞻的“贫民窟”视而不见吗?或许,另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文章可以解开你心头疑惑。因为某种机缘。一个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机会,让他对印度贫民窟有了不同的理解。读者与前一篇对照阅读,或不无助益。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其后28年,这本小小的杂志不时掀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无论是创刊号上的名文《读书无禁区》,还是10年来讨论诸种中国问题乃至重构世界图景。在它努力为社会发展拓清思想道路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了思想与知识界种种纷争的活化石。2007年7月,负责《读书》长达10年之久的汪晖、黄平卸任。一月以来,种种不同渠道的声音和消息四处传播。当本不该是"新闻"的正常内部人事调整不期然成为知识界人人关注的"新闻事件"时,《读书》再一次显示出它在当代中国思想版图上的重要位置。而在本刊记者试图避免纠缠于单位人事纷争与知识界派系纠葛,努力通过多元视角,还原10年以来《读书》与中国思想界流变之关系时,却发现"《读书》事件"之为"新闻",它的价值可能正在钱理群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不管我们原来是什么派,现在都共同面临着体制的扩张和官僚化,这是对我们的自由空间的挑战,我们要共同来面对!"《读书》随着陈原、沈昌文、汪晖3位主编所处的时代变迁而变。无论今后《读书》往何处去,陈原先生"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的办刊宗旨,乃至"切中时弊"的刊文理念,都当是所有曾受益于《读书》的读者最真实的期待。

温州模式曾经是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楷模。但是,以史晋川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温州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疑问。他们的疑问集中在温州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密切的非正式关系上,认为这种关系妨碍了温州吸收外来投资,并将一部分企业从温州挤

该文基于中国8个省份、1320个农户、跨度1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使用非参数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加以分析,利用广义差分方法去除农户异质性以后,估计的结果发现:(1)教育和在职培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2)物质资本,包括土地,对于农户收入的差距没有显著影响;(3)在不同的收入组别上,人力资本的回报都显著高于物质资本的回报.

"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是中国农村不发达地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一旦农户中的劳动力因为受到大病冲击,自身的健康状况下降,而减少子女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就降低了子女未来的期望收入,从而在长期导致了整个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下降.该文的实证分析证明了发生在农户劳动力身上的大病冲击和其对子女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之间负向关系的存在,计量结果同时显示了只有发生在子女小学阶段的农户劳动力大病冲击对子女教育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文章基于中国8个省份、1354个农户、跨度1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测算了大病冲击对于农户长期收入的影响以及村级民主对缓解农户健康风险的作用.结果发现:(1)大病冲击在随后的12年周期上对农户人均纯收入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大病冲击对农户的短期与中期影响使得患病户人均纯收入平均降低13.2%;长期的影响可持续大约24年,并且对贫困农户的影响更为深远;(3)在健康风险管理方面,村级民主对于减轻大病借款倾向和因病负债时间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村级选举产生的缓解作用相当于农户人均收入大约5%的水平,并且使得大病冲击持续时间减少3年.

通过对1995-2001年683家国有企业的调查,本文研究了改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利用面板数据,解决了转型经济文献中经常遇到的遗漏变量和选择性偏差问题。结果显示,改制对企业的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影响,但是对单位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较弱或不显著。研究还发现了明显的时间趋势,改制效果对于那些具有中等长度改制历史的企业以及在1997-1999年间实施改制的企业最为稳定。

运用1986-2002年间8省48村和家庭的调查数据,该文研究了村庄选举的引进如何影响村一级的收入分配,发现引进选举制度使村级基尼系数降低6.4%-8%.我们也分析了选举的时间效应,发现首届选举后的第3-6年间,选举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最显著.这些结论对正确地认识和完善村庄选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勾勒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正如文件所揭示的那样,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还应该包括制度供应——村庄和乡镇的组织建设。在村庄选举这个问题上,目前的确存在以“故事”代替“整体”的倾向。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及据此进行的统计分析,是对这个倾向的一个纠正。

一个社会学家,一个经济学家,一个文学批评家,由于各自的体验和观察角度的不同,三个人印象中的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潮流与变迁肯定是各有侧重的,但也有一些重合的部分。这些重合的部分是什么?不同的部分又是什么?他们与主流的看法又有何区别?这都是饶有兴趣的。尤其这三位学者,都有着不随大流的独立思考与见解。

魏众对江阴市医疗保险制度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的很好案例。农村医保受制于两方面的约束因素。一方面,医疗保险中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对于不习惯医疗保险的农民来说,这个问题更严重。如果纯粹依靠商业保险公司,则参保人数将非常有限,而且参保人群的患病率一定比较高。其结果要么是保险公司维持一个很高的保费,服务于一小部分高收入者,要么是保险赔付难以为续,保险系统崩溃。另一方

假如你和你的同事各自从公司老板那里得到一个红包,里面的钱可能是500元、1000元、2000元、4000元、8000元或者16000元,你知道同事的红包里的钱要么是你的两倍,要么是你的一半。在你拿到了自己的红包,知道了红包里的钱数后,如果你的同事要求和你交换红包,你会愿意吗?这是《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一书中的一个案例。这本书教你如何像博弈专家那样思考问题。两位作者中,阿维纳什·迪克西特是著名的工业组织和国际贸易理论专家,巴里·奈尔伯夫是著名的博弈论专家,两个人的完美结合,写出了一本深

年初去印度开一个会,途径曼谷机场转机.离飞机起飞时间尚早,我便在侯机厅里转悠.突然身后有人用中文打招呼:"先生?"我回头,见一高一矮两个中国人站在面前.打招呼的是矮个.他问:"先生是从中国内地来的吗?"我说是.他说:"是这样,您看能不能帮个忙?我们俩从上海来,要到清迈去,可是我们的包弄丢了,身上又没带多少现金,您看能不能借我们100美元,买曼谷到清迈的机票?"看我有点犹豫,他从口袋里掏出名片,说:"我是神龙公司的."

就真正的企业而言,做企业公民存在如何对社会负起责任的问题.守法企业必须做到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伦理的完善、员工权益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关联企业保护,这是企业的本分.企业承担起企业公民的责任,对自身也有好处.比方说楼市泡沫,负责任的企业就不该去吹这个泡沫.从长远而言,楼市一垮,开发商自己也会受损.企业做事要有长远的眼光,有负责任的行为.如果每个人都进行机会主义的短期行为,社会就会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