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召开后,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望都很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很多决定,比如"单独二胎"政策、户口制度改革等等,会影响千千万万的家庭,改变中国未来的社会和经济格局。其中不少决定是超过预期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充分表明党中央对于改革的重视。第二,设立了改革时间表,明确规定2020年完成改革任务。第三,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如果公报提出的改革任务都能实现,到2020年我国经济结构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制造业在就业

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内容等同于农民可以随便处置其土地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产权和用途一定要分开,即使农民有了这个产权,也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随便把农地转换成非农用地。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对土地进行任何用途管制的。这是为了保护耕地,不强调这一点,建设用地就很难定义,否则的话,农民可能会在承包地上随便建房,过了几年就变成建设用

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情感的,就像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说的,道德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是把你放在别人的位置上产生的情感。但是,道德的维度非常多,各维度之间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基于道德来制定我们的行为规范就会出现问题。比方说我们的法律,其中有一条说年轻人有定时看望父母的义务。这在现代社会显然很难实现,因为人口流动很多,看望父母这件事往往会和其他事情发生冲突。

以农业部固定观察点调查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补充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从宗族网络的角度考察了转型期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行为.研究表明:(1)以家庭姓氏的人口比例衡量的宗族网络规模对家庭外出打工影响不大,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家庭的宗族网络强度.也就是说,相比于姓氏没有祠堂或家谱的家庭,外出打工的可能性在姓氏有祠堂或家谱的家庭中更高.(2)围绕着宗族网络而产生的赠送或往来礼金,为其成员的劳动力流动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险,从而促进外出打工.(3)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作为传统农村的典型特征,其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趋于弱化.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传统组织(如宗族)和现代制度(如市场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我们理解现代农村及其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份额都是先上升到顶点再下降。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这个顶点是人均GDP 12000美元,而中国目前人均GDP按2005年PPP计算是7000多美元。估计到2018~2020年,中国的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涉及的就业人群都会下降;那么,很大一批人要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而他们是欠缺服务业技能的。在基层工人队伍中,80%的人受教育时间不满九年,初中毕业就加入了劳动力大军。我观察到的一个例子是:

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既不符合市场规律、没有达到限制价格的目的,也没有提高民众的福利,而且还引起了中产阶级极大的恐慌保持房地产价格的稳定,是中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之一,中央政府为此在过去十年间出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政策的收效并

去年十八大召开后,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望都很高。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很多方面是预料之中的,比如二胎政策、户口制度改革。这些政策都会影响千千万万的家庭,改变未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格局。但是,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有超预期的地方,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党内设置改革领导小组。以前改革是国务院的任务,现在成为党的任务。这一改变极其重要,充分表明党中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改革的重视。第

本文采用1980-2008年91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更能代表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B-S效应)的"两国相对生产率"指标,对B-S效应进行了重新检验;同时,我们也重新检验了王泽填和姚洋(2009)关于结构转型抑制B-S效应的结论.研究发现采用两国相对生产率指标计算的B-S效应仍然成立;而使用农村人口比重表征结构转型阶段的研究还表明,一个经济体越处于结构转型的初期,B-S效应对其实际汇率的作用越小.这些结论对模型设定、样本选择和部门分类等都具有高度稳健性.进一步检验还表明,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限会抑制实际汇率升值,即使选择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也无法维持实际汇率被长期低估.

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分析一国经济增长率和经常账户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净储蓄率(经常账户/GDP)是经济增长率的U型函数的结论。在理论方面,在国际金融的规范框架下运用世代交叠模型推导出一国储蓄率、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式,然后利用会计恒等式“经常账户=储蓄-投资”,将进一步得到经济增长率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在经验研究方面,利用216个国家和地区在1960~2010年间的跨国面板数据检验前述结论,发现在控制了人口结构、人均GDP、贸易依存度、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等变量的基础上,一系列的回归结果(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子样本回归、工具变量回归、动态面板回归)都支持该理论模型的结论。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估计到2018-2020年,中国的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涉及到的就业人群都会下降。之前中国制造业发展很快,工人收入提高了,农村孩子很早就放弃读书出去打工。而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不要被自己的成功打败

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化为主题,介绍了我国户籍制度的沿革,指出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并指出我国城镇化道路的方向,认为我国应走"大集中、小分散"的城市化道路,并指出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冲突、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问题、住房问题,廉租房不应该都由政府做、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全国性的耕地指标交易市场与教育问题等.

本文利用1994--2008年我国18个省241个城市书记和市长与城市的匹配数据,分析了地方官员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地方官员在城市间的调动使得官员个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从一个城市之内扩展到了不同城市之间。经验证据表明,地方官员的个人效应具有整体显著性,即不同的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且内生性样本构成、内生性调动以及城市层面的扰动并不影响这一结论。就个人效应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的分析表明,尽管官员的年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个人效应也十分重要,且其重要性随着官员年龄的增长而加强;个人效应对市长的晋升具有显著作用,对书记的晋升没有显著作用,而官员在职期间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晋升没有显著作用。

自去年十八大召开之后,我们对改革的期望都非常非常高。从这次公布的整个决议来看,很多改革是我们预料之中的,比如说二胎政策,这会影响到大概一千万的家庭。户口制度可能影响一亿到两亿人,这是改变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格局的政策。这一公报里有三点超出了预期。第一个是在党内设置改革领导小组。以前改革是国务院的任务,现在变成党的任务,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第二是设定了时间

郭凯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开始写博客,很快受到青年学生的追捧。几年下来,结集为《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出版,成为畅销书。这次他再接再厉,把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的专栏文章结集成书,取名《王二的经济学故事》。王二是虚构的人物,在郭凯的故事里,他一会儿是佃农,一会儿是进城的打工仔,一会儿又摇身一变成了小企业老板或写字楼里的小白领,

多数经济学家相信,严重的不平等阻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跨国经验研究为这个判断提供了一些支持证据.比如,如果把一个国家起始年份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作为解释变量放入经济增长跨国回归分析式中,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系数是显著的负数.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并不一定阻碍经济增长.

本文分析了中国村庄宗族网络对家庭平滑消费的影响,并从农村正规融资与私人融资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运用包含宗族祠堂和家谱信息的独特面板数据,本文研究发现,宗族网络的存在或其强度的增加为农村家庭提供了更完全的平滑消费;其原因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或信用合作社相对滞后,宗族外成员也并非完全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级别、风险偏好或偿还能力,宗族网络于是可被视为一种信用机制或担保机制,使得其成员能获得更多的私人融资.这些发现表明了宗族网络作为非正式制度在农村平滑消费中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农村正式制度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如果一切顺利,以当前美元价值衡量,中国将于2021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若以实际值衡量,中国将更快超越美国).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低端高收入国家的现有水平.然而,尽管中国经济前进势头迅猛,未来10年却仍面临一些风险.最紧迫的风险是欧洲经济的持续停滞甚至衰退.过去10年,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约三分之一来自出口增长,而出口的约三分之一是去了欧盟.如果欧洲的状况继续恶化,中国的增长也将被拉低.

运用中国农村的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当选村主任来自最大姓对家庭平滑消费程度的影响,并从在位者问责的角度进行解释.我们发现,相比于当选村主任来自其他姓氏的村庄,来自最大姓的村庄平滑消费程度更低.原因在于,来自最大姓的村主任能利用在宗族中的相对位置,从一种非正式权威出发,说服其宗族成员支持其决策,使得行政权力能充分发挥,会增加村庄公共品投资,但不会影响家庭的私人补贴.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传统组织(如宗族)与现代制度(如选举)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为村庄治理提供一个参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一一位宏观经济、制度创新领域的引航者,一位秉持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经济学家,一位直言不讳自己为"中左"政治倾向的经济学者……近日,姚洋对从"泛利性政府"过渡到"中性政府"的相关言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不少争议.那么,姚洋究竟怎样解释"中性政府"的概念?他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改革奇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