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一个目标,要在2020年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将是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的现状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本文试图围绕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一些看法。本文选自《展望中国2007》一书中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前景》一文,该书是第四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的结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保留了两位作者的对话部分及个别观众的提问,标题为编者所拟。

过去的20年,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社会发展方面却进步较小.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村发展观的转变.这个转变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农村不再单纯地等于农业,不再是单纯向城市提供农产品的地方,而是可以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所在;其二,农村不再是可以任其消亡的穷乡僻壤,而是可以体面地生活的地方;其三,农村将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重建组织和文化秩序.新的农村发展观将以"低度发展,高度和谐"为特征,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为最终目标.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的参与必不可少,其媒介是村民委员会.

该文建立了一个最终品种类和中间品种类均为内生决定的动态模型,同时考虑重工业投资和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通过比较分散经济下和社会计划者经济下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分析私人对重工业投资是否不足,以此来考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否合理.由于生产方式越迂回,生产效率越高,重工业投资具有正的技术外部性和正的金融外部性;由于消费者偏好多样性,轻工业投资具有正的金融外部性.重工业投资的外部性始终超过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所以私人对重工业投资不足.如果不考虑补贴造成的扭曲效应,需要一直对重工业投资进行补贴,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和重工业投资的外部性的差距越来越小,所以对重工业投资的补贴应该越来越小.

该文建立了一个最终品种类和中间品种类均为内生决定的动态模型,同时考虑重工业投资和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通过比较分散经济下和社会计划者经济下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分析私人对重工业投资是否不足,以此来考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否合理.由于生产方式越迂回,生产效率越高,重工业投资具有正的技术外部性和正的金融外部性;由于消费者偏好多样性,轻工业投资具有正的金融外部性.重工业投资的外部性始终超过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所以私人对重工业投资不足.如果不考虑补贴造成的扭曲效应,需要一直对重工业投资进行补贴,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和重工业投资的外部性的差距越来越小,所以对重工业投资的补贴应该越来越小.

稍微认真地说,我们或许是被很多新名词迷惑了。比方说“多元社会”。我们想,如果是真正的多“元”,其中的每一“元”都应该与其他的“元”相对平等相对独立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其中相当多的“元”那里,什么都被操控着,被扭曲着。因此我们所说的“多元社会”其实是一种超前告知罢了。这正象我们企望的“多极世界”并未真正来临一样。据我们观察,文化与文学也是如此,过早地宣告某种状态的来临,并以此暗示我们的创作和批评,其结果或许就使它们事信功半。这就象我们要做砖做瓦,瓦泥还没揉捏成熟就把它放进模具开始制作,其结果不是可想而知吗?“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这个栏目,很希望她的支持者以求实的精神,以探索的勇气,以严谨的姿态、以独到的见解,以高度的责任去做每一篇文章。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我们的希望正在变成现实。四人谈的《文化、文学和多元社会》,站在宏观的视角,以对文学文化和国家民族高度的负责精神,检讨了中国文学和文化过去的遗与存,现实的知与行,未来的向与度。他们虽然处于同一“元”中,但不同的观点和见解碰撞的火花总能给人以感染或启迪。《中国当下文艺经典的历史价值与消费取向》则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说服力量,对“戏改”“红色经典”的时尚发出了能引人共鸣的声音。而廖四平教授的文章,正好与前文形成呼应,从一个“理想者”的立场出发,在“无英雄时代”或者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坚定地为塑造理想的英雄摇旗呐喊,这或许也暗示了21世纪,我们对英雄,或者文学作品中的英雄需求作出了坚定的至少是一种回答。文学对部分人来讲,她可以不是神圣的。但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对我们人类而言,她应该是神圣的。我们希望把她认作是人类前行的灯塔,民族奋进的火把,永远不会被消费成垃圾。

中国邮政储蓄机构自1986年恢复开办以来,目前已经成为网点覆盖城乡最广、交易非常频繁的个人金融服务网络。因为自身的特点,邮政储蓄机构的设置对国内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体系的建设起到了一

该文基于中国8个省份、1320个农户、跨度1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使用非参数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加以分析,利用广义差分方法去除农户异质性以后,估计的结果发现:(1)教育和在职培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2)物质资本,包括土地,对于农户收入的差距没有显著影响;(3)在不同的收入组别上,人力资本的回报都显著高于物质资本的回报.

该文在综述国内外关于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金融中心形成和运行的因素,依据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运行具有较高相关度的原则,构建了包括经济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四方面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4年东京、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七个城市的数据,依据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这些城市所处的层次进行定位:北京、广州和深圳成为一类,为金融中心的初级阶段;上海成为第二类,为国内金融中心阶段;香港和新加坡成为一类,是区域国际金融中心;东京处于最高阶段,是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最后对这些城市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工业企业的就业规模大幅度下降,许多人认为,企业改制是其主要原因.该文通过对11个城市386家企业从1995年到2001年的面板数据的研究,评估了企业改制对就业的影响.我们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和一般印象相反,改制显著地减缓了就业的下降趋势.我们还发现,改制对企业的就业增长有持续的和递增的积极作用.即使在控制了企业的绩效、就业条件、资产结构以及改制前就业历史之后,我们仍然得到相同的结论.另外,我们还使用了倾向分值匹配基础上的差分内差分方法对我们的结果进行了验证,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该文运用1986~2002年期间48个村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村基层选举对村委会问责、地方财政以及国家税收的影响.我们发现,选举增加了村庄预算中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了行政支出以及上交给乡镇政府的份额.这说明选举强化了村委会的问责,但削弱了地方财政能力,因此可能损害超出村庄范围的公共品供应.在控制农村税改之后,选举对人均税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选举没有减弱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最后,我们没有发现选举的竞争性对结果有显著影响.

所谓"中国之谜",说的是,中国的制度安排似乎总与标准的经济学建议相左,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如此之快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07年1月6日清晨,随着一声闷响,西湖第一高楼——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三号实验楼被成功定向爆破,倒塌在晨曦之中。这一爆,让浙大入账24.6亿元人民币。我这里所关心的,不是浙大会

该文研究个人和社会风险分担机制对中国农民消费保险的影响.运用1400户家庭的独特面板数据,我们发现消费保险在下列情况下比较完全:(1)家庭拥有较多的财产;(2)村庄通过选举产生村领导;(3)村民可以获得非正规贷款.另外,获得银行贷款不会影响消费保险.这些发现表明了本地信息和村庄治理在保障农村消费保险方面的重要性,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三位作者是国内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学者,他们以对话的形式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与问题,经验和教训。

看了郭宇宽教授的文章,感慨良多。是啊,在印度,社会贫富悬殊可以说到了极点,但穷人依然有自己的自豪,穷人富人依然能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相安无事,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但是,话又说回来,印度“贫民窟”真的有说的那么好吗?作为印度最发达的城市,孟买当局真的对这些有碍观瞻的“贫民窟”视而不见吗?或许,另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文章可以解开你心头疑惑。因为某种机缘。一个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机会,让他对印度贫民窟有了不同的理解。读者与前一篇对照阅读,或不无助益。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其后28年,这本小小的杂志不时掀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无论是创刊号上的名文《读书无禁区》,还是10年来讨论诸种中国问题乃至重构世界图景。在它努力为社会发展拓清思想道路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了思想与知识界种种纷争的活化石。2007年7月,负责《读书》长达10年之久的汪晖、黄平卸任。一月以来,种种不同渠道的声音和消息四处传播。当本不该是"新闻"的正常内部人事调整不期然成为知识界人人关注的"新闻事件"时,《读书》再一次显示出它在当代中国思想版图上的重要位置。而在本刊记者试图避免纠缠于单位人事纷争与知识界派系纠葛,努力通过多元视角,还原10年以来《读书》与中国思想界流变之关系时,却发现"《读书》事件"之为"新闻",它的价值可能正在钱理群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不管我们原来是什么派,现在都共同面临着体制的扩张和官僚化,这是对我们的自由空间的挑战,我们要共同来面对!"《读书》随着陈原、沈昌文、汪晖3位主编所处的时代变迁而变。无论今后《读书》往何处去,陈原先生"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的办刊宗旨,乃至"切中时弊"的刊文理念,都当是所有曾受益于《读书》的读者最真实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