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刊在 2 0 0 4年第 1期发表了关于农民合作能力的一组笔谈 ,引起学术界较为强烈的反应。一部分学者来电告知这一选题较好 ,只是该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 ;另一部分学者传来大作 ,进行商榷。本刊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参与此问题的讨论 ,使我们有了将此问题讨论推向深入的可能。在农村的经济改革推开之后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所降低 ,这是不争的事实。村民自治活动的开展 ,除了追求村庄治理的民主化、规范化目标之外 ,也试图从政治的角度来寻求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但 2 0多年的实践表明 ,农民合作的现实与制度设置的初始目标相距较远 ,农民在公共合作活动中的“马铃薯效应”体现得比较明显。在推进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 ,农民被原子化 ,以各种形式散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成为弱势群体 ,难以合作。影响农民合作的原因是多维的、立体的。我们在谈论农民合作时 ,有两个前提认定 :第一 ,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农民生存 ,都需要合作 ,没有合作 ,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 ,农民不是没有合作能力 ,而是农民合作应在什么条件下或基础上进行 ,这会体现出不同的合作类型及其程度 ,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不可轻视。参与这组笔谈的几位学者都是该领域研究的行家 ,他们从不同侧面对农民合作问题进行解剖 ,必定对关注三农问题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