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将成为过去,在我们回顾这将近一百年中的中国文化时,无疑梁漱溟先生的思想和这一个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梁先生为复兴中国文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不愧是二十世纪新儒家的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他都为融合东西文化做过有意义的尝试.山东曾是梁先生从事社会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地方,近年来山东许多部门和同志

本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思想家——孔子、老子和庄子对真、善、美人生境界的追求作了比较分析,指出他们的不同在于——孔子:善←美←真;老子:真←善←美;庄子:美←善←真。作者认为,从真、善,美问题的价值论上看,与西方哲学家相比,孔子接近于康德,老子接近于黑格尔,庄子则与亚里士多德、谢林有相似处。我国先秦时代的哲学之所以丰富多采,不逊色于古希腊和印度,正是因为当时的哲学家具有多元的价值取向。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分为若干宗派:天台、唯识、律、净土、华严、禅等等。至唐以后,其他宗派均先后衰落,而禅宗的影响越来越大,终至独秀,究其原因或有许多方面,但就禅宗更能体现中国哲学以“内在超越”为特征这点说,似应为研究者所注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有其宣扬教义的经典、一套固定的仪式、需要遵守的戒律和礼拜的对象等等,但自慧能以后的中国禅宗把上述一切都抛弃了,既不要念经,也不要持戒,没有什么仪式需要遵守,更不要去礼拜什么偶像,甚至连出家也没有必要了,成佛达到涅槃境界只靠自己一心的觉悟,即所谓“一念觉,即佛;一念迷,即众生。”这就是说,人成佛达到超越的境界完全在其内在本心的作用。

近现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对全世界哲学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这和中国文化能否现代化和世界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的世界仍然是动荡不安的,中国的社会也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看来中国文化必须适应人类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才会对人类作出贡献。能否如此,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也将是以后几代人都十分关心而且深深忧虑的。要使中国文化得到发展,这是要从多方面来进行研究的,研究

我刚为杜维明教授的《人性与自我修养》(中译本)写完一篇序,现在我又为成中英教授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一书写序。我想不仅因为他们都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而且也因为我可能是为他们写序比较合适的人选之一。成中英先生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我和他是一九八三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认识的,从那以后我们每年总要见一两次面,通信则是经常的。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说:“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伟大民族,在古代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在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落后了。辛亥革命、五

“境界”一词如何解释,可能多种多样。据《辞源》上说:“《诗·大雅·江汉》‘于疆于理’,郑玄笺说:‘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这里的“境界”是“疆界”的意思。另外一种意思来自佛教。《无量寿经》上说:“比丘白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这里的“境界”是说人所达到的一种修养境地。我们所讨论的“儒家的境界观”是就后一种意义说的。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儒家和道家是两大主要学派,它们对中国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近年来,学术界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较为重视,这是必要的。而道家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一翼,也不可忽视。若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其重要性则更为明显。诸如道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心理结构、文化思想、理论思维的影响等等,都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科学地分析和研究道家学派的思想,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宏观的把握;有助于总结历史遗产,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水平。以下发表汤一介、崔大华两位同志的文章,作为“道家哲学思想研究”这个栏目的开端。我们希望大家给予关心和支持。

熊十力(一八八五——一九六八)先生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哲学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原名继智、升恒,字子真,湖北省黄冈县人。幼年家境贫寒,勤学自奋。青年时代奔走于反清革命,曾投身湖北新军,组织秘密社团,并参加日知会的活动。辛亥革命时出任都督府参议,以后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10月上海第四次印刷)元和四年六月"左军中尉吐突承璀领功德使"胡注:"……贞元四年,崇玄馆罢大学士,置左右街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传入:第一次是公元一世纪到九世纪印度佛教的传入,第二次是明中叶到清初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第三次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全面传播,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外来文化的冲击必然引起,传统文化结构的震荡和改变,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相互矛盾、冲突、融合、吸收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本文考察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比附”、“冲突”、“融合”的三个阶段,探讨了中国文化开放型的特点。“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从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也许能吸收一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教益的东西。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真、善、美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这三个命题之中。在三者的关系中,"天人合一"是最根本的,而"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从"天人合一"派生出来的。在对这三个命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详细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并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点,即空想的理想主义、实践的道德观念、求统一的思维方式、直观的理性主义。

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范畴 范畴是认识之网上的纽结,是理性思维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积淀、升华中的结晶。科学的哲学史研究,应当揭示人类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的逻辑进程。这个逻辑进程,集中地体现在哲学范畴的产生、发展和衍变之中。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普遍概念以及各门具体科学概念被精炼成哲学范畴;哲学范畴的内涵由贫乏到丰富、由简单到复杂、由朦胧到清晰、由抽象到具体;哲学范畴之间的依存、转化、联系日益形成明确的系统;这些都标志着人类哲学认识一步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历史上哲学派别的相互对

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这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以及哲学与伦理、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等传统有关。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思想史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史与思想史有些什么联系与区别?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为了开创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新局面,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工作者迫切要求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里发表的三篇文章,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欢迎广大哲学史、思想史工作者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

本文借用现代哲学范畴论述了郭象哲学的理论思维意义及其内在矛盾。作者说,郭象否定“造物主”和“以无为本”,肯定宇宙中的事物(“有”)是“常存”、这有其合理的一面,表明了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但由于他不能区分宇宙存在的全体“有”和具体存在物,因而又错误地肯定了具体事物的“常存”。他强调事物的“自性”,注意事物的差别性,但由于忽视共性,因而割裂了“一般”和“个别”,在认识上陷入了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他主张“崇有”、“独化”、“无故”、“无因”,反对目的论是很有特色的,但主张事物要“顺性”、“安命”,因而取消了能动性。他接触到了认识必然就是自由的问题,但他的必然性是在无限可能中实现的,是纯偶然性,因而他的所谓“逍遥”(自由)只是一种主观精神境界。他认识到了差别性和无差别性,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认为具体事物都是绝对存在,因而就取消了相对和绝对的区别。他的“所以迹”(事物的自性)和“迹”(事物的活动)概念的提出,表明他看到了事物及事物活动的联系,但他所说的“所以迹”是不可认识的,类似康德的“物自体”。本文认为,郭象哲学是适应门阀世族需要、为门阀世族统治作论证的。

唐代佛教极为流行,许多皇帝和权臣佞佛尤甚,故其于国家、社会之危害自然是很大的。因而当时也就有不少人反对佛教。读《全唐文》见其中有排佛之表、疏约三十余篇,并且几乎各代均有。而这些排佛的表、疏有一显著的特点甚可注意,即利用佛教的某些观点作为反对当时皇帝、权臣佞佛行为之根据。兹就所见,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以佛因心成,不可外求,反对搜括民财,曹寺造像。张廷珪《谏白司马坡营大像表》(《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九)说: 夫佛以觉和为义,因心而成,不可以诸相见也。故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此明真如之

对一种宗教的研究,不仅要揭露其宣传宗教信仰的虚妄性和欺骗性,而且应该对其宗教信仰所赖以建立的根据进行理论分析。这样才更有利于消除宗教迷信的影响,有利于无神论思想的传播,有利于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道教是我国本民族(主要是汉族)所信仰的一种宗教,它在历史上虽不如佛教影响那么大,但从东汉末以来却对我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有一定的影响,而

本文认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体系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任务,它是揭示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规律及其特点和发展水平的根本途径,为此作者提出了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构想。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体系必须对概念、范畴的涵义作科学的分析,要看到概念、范畴涵义的发展和其间的相互联系,并应对中外哲学概念、范畴进行比较分析。此外,本文还对范畴是否应成对、构成范畴体系的标准以及文章中提出的"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是否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和水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查郭象《庄子注》批评前人注《庄子》(或解《庄子》)之误,明言者有八处,兹录于下,并略加分析,以明郭象用意所在。 (一) 《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一段,郭象注说:

一“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代研究本末有无这样一类形而上学问题的学问。根据它产生时本来的意思是指玄远之义,即指所谓形式上的远离实际。“实际”有时指“事务”,有时指“事物”。远于事务,即出世,崇尚自然;远于事物,则重本体论,讲形而上学。故曰:“阮嗣宗……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