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资管新规是中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举措。已有文献多聚焦于资管新规的直接效应，对其经由正规金融渠道形成的间接溢出效应关注有限。资管新规改变了银行与资管机构的业务模式，促使其为降低组合资产波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降低风险偏好。本文以2013-2023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资管新规这一外生制度冲击，以企业信用风险刻画政策冲击强度，考察其间接传导效应。结果显示，相对于高风险企业，低风险企业在净债务发行、长短期银行贷款与债券发行规模上均显著上升。在资金可得性提高后，低风险企业的资本性支出、研发投入与劳动收入份额随之增加。机制检验表明，对表外理财业务依赖度较高的银行在新规后明显收缩对高风险行业的信贷投放，印证了信用供给端调整的逻辑。进一步地，在资管新规推动信用供给结构调整后，低风险企业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过度负债与过度投资，提示资金向低风险主体集中可能伴随边际效率递减。本文为全面理解金融监管经由金融机构影响实体经济资源配置的传导过程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