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管新规是中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举措。已有文献多聚焦于资管新规的直接效应，对其经由正规金融渠道形成的间接溢出效应关注有限。资管新规改变了银行与资管机构的业务模式，促使其为降低组合资产波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降低风险偏好。本文以2013-2023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资管新规这一外生制度冲击，以企业信用风险刻画政策冲击强度，考察其间接传导效应。结果显示，相对于高风险企业，低风险企业在净债务发行、长短期银行贷款与债券发行规模上均显著上升。在资金可得性提高后，低风险企业的资本性支出、研发投入与劳动收入份额随之增加。机制检验表明，对表外理财业务依赖度较高的银行在新规后明显收缩对高风险行业的信贷投放，印证了信用供给端调整的逻辑。进一步地，在资管新规推动信用供给结构调整后，低风险企业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过度负债与过度投资，提示资金向低风险主体集中可能伴随边际效率递减。本文为全面理解金融监管经由金融机构影响实体经济资源配置的传导过程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

随着中国迁移人口的快速增长，迁移家庭的教育投资已成为影响其子代发展和社会融入的重要问题。在国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探讨迁移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动因及其对后代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发现，相较于本地家庭，迁移家庭教育投资更高。机制分析表明，迁移家庭更高的教育投资并非源于养老保障需求，而是源于代际利他性动机；当过往经历社会地位跃升、社会比较处于劣势、公共教育资源短缺、社会网络匮乏时，迁移家庭倾向于增加教育投资。然而，平均而言，迁移家庭子代并没有从更高的家庭教育投资中获益；只有在代际流动性较高的环境下，迁移家庭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才能与本地家庭子代相当。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迁移家庭的教育决策行为，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在集体所有制下，如何进行农地调整而又不降低农户的产权稳定预期，是我国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2018年4期调查数据，讨论了是否具有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的可信承诺，对农地调整与农户产权稳定性预期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村级组织主导、不具有产权稳定承诺的农地调整显著提升了农户进行生存型创业的可能性。机制检验发现，在实施过不具有产权稳定承诺的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的产权信心更弱，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更低，土地经营面积、生产经营投入和农机设备投资更少。中央整体部署、伴随产权稳定承诺的农地调整则没有类似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具有产权稳定承诺的农地调整对农户生存型创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经历过村组内土地打乱重分等更大幅度的调整、村庄人均耕地面积较多、村庄确权比例较低的农户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实施过不具有产权稳定承诺的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经营性收入更高、农业收入更低，但总收入与其他村庄农户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为理解农村土地调整对家庭经济的影响提供了实证证据。

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金融教育提升金融素养，改善家庭和社会福利。金融教育在英文文献中已有非常丰富的研究，但尚未引起中文文献的足够重视。本文系统回顾了发表于权威英文学术期刊的随机控制实验和准实验金融教育文献，并结合关于金融素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探讨金融教育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发现，学术文献虽然有一定分歧，但总体上认为金融教育显著提升金融素养，改善储蓄、借贷、保险、退休计划等金融行为，有助于家庭财富积累；教育时点、内容、方式是影响金融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早期的金融教育和金融决策对财富积累具有持续性的影响；数学训练可以改善认知水平，是金融教育的基础；持续和个性化教育、支持和激励有助于可持续的行为变化。基于实验和准实验证据，本文提出改善金融教育的政策建议，并讨论了进一步研究方向。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irst piece of empiric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health cost risk on individuals' annuitization decisions. We find that health cost risk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individuals' pension participation but decreases the amount of pension contributions. We show that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informal insurance on pensions leads to these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results. The impact of health cost risk on pension participation and contributions is negative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mainstream theory after accounting for the effect of informal insurance.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informal insurance on pensions is stronger, and thus mitigates the impact of health cost risk more pronounced for households that have better-educated children, lower incomes, and more informal social networks and in regions that have a higher male–female ratio, that have higher mobility, or are less developed; but this substitution effect does not differ depending on their children's gender. This study improv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cost risk and individuals' annuitization decisions as well as the role of informal insurance in this relatio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