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派"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一支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农村经济学研究群体。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遇到严重的资金困难,"中国农村派"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农村金融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合作金融的思想。主张建立工农民主专政主权,有计划、按比例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从根本上消除市场失灵现象等,对促进合作金融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鸦片是中国近代各种矛盾的凝结物,是开启和强制中国走向发展陷阱的变异体。认识和解决近代中国的落后问题,必须深刻理解鸦片商品的特殊本质,由此认知中国经济改造的方向。自18世纪以来,清廷就已开始戒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弛禁"与"严禁"发生碰撞,"严禁"完全胜出;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寓征为禁"成为主流;甲午战争之后,"严禁"又被重新确立,并且禁烟的意义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单纯的禁烟思想演变为关乎全局、探索富强道路的思想。只有突破传统思维习惯与既定政治框架,才可能得出近代中国经济改造的可行出路。

周作民被誉为民国金融界的奇才,在其创办的金城银行的存款管理上,周作民一方面重视小储户,更把重心放到大储户身上,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多方拉拢大储户。放款业务上,以能够掌握的企业为主要投资对象,同时投资政府公债。此外,以银行资本控制产业资本可谓周作民最具特色的经济思想,这与其留学日本,受三井、三菱等产业金融发展的深刻影响有很大关系。作为一个杰出银行家,周作民的经济思想值得后人研究和借鉴。

经济恐慌与市场繁荣往往因货币冲击而起,货币政策也被视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最基本的工具。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1935年与1948年两次重大金融恐慌都与货币因素有关。以往对这两次金融恐慌的发生机理与政策应对的研究已有不少,却鲜有学者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事实上,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和货币学说能够从理论层面对近代中国的金融恐慌进行有效解释,可以进一步厘清这两场危机的发生机理和政府对策中的异同以及其中的关联性。研究表明:1948年的"金圆券"危机正是1935年"白银风潮"的延续,与此同时,货币因素在金融恐慌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固然重要,然而试图利用货币工具来应对危机却十分困难,这是一场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博弈。

保险理赔难已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对2000~2012年162个健康保险理赔诉讼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惜赔99例,惜赔率61.1%,其中拒赔72例,拒赔占惜赔的72.7%。保险惜赔深受索赔人谈判能力、保险金额、理赔人员素质的影响。保险公司对投保人拒赔金额甚于被保险人,对职工减赔金额弱于农民。无论拒赔金额还是减赔金额,均与保险金额正相关。保险公司对重大疾病拒赔金额甚于一般疾病,对住院超过15日的减赔金额甚于住院少于15日的金额。区县支公司拒赔金额甚于地市分公司,中西部地区拒赔金额和减赔金额均甚于东部地区。

从20世纪50年代初持续到7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强烈的研究兴趣,在梳理和总结关于农业合作化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国内外学者认为,农业合作化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之间的关系有食物供应量的下降、食物获取权的丧失以及制度因素的三种解释。

本文研究了城乡二元医疗保险结构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本文首先在托达罗模型的分析框架中引入城乡医疗保险制度,以探讨其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然后利用2011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使用递归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城乡二元医疗保险结构对农民工流动就业所产生的"拉回效应"和"吸纳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明显增强了农民工的返乡意愿,但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吸纳效应"却并不显著,城镇医疗保险较高的参保门槛及其"不可携带性"降低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阻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在城市遭遇就业机会、务工收入、子女教育等歧视。对广东省F市287例道路交通事故人身伤害诉讼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一般伤害判决金额,基于医院、雇用单位等提供的医疗、误工证据,不存在身份歧视,农民工一般伤害比F市农民和职工严重;残疾和死亡赔偿金分别采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身份歧视客观存在,农民工伤残、死亡比F市农民严重,也比F市职工严重;保险、律师的参与对伤残、死亡判决金额影响显著。

<正>2013年11月30日,第八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改革、新发展:理论与现实的思考",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时代风采征评活动组委会联合举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协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杜丽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华春副教授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冯华教授主持会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贸

本文尝试建立数理模型探讨战国时期军功爵制的功效及其实施的基础和演变过程。我们发现:军功爵制相对于五等爵制对国民有着更好的激励作用,而其实施则受制于长期民族文化累积所形成的文化特征和权力结构的制约。相比于东方各国,秦人尚功利轻伦理的民族性,君主至上的权力结构,君主的强有力支持和平民的热烈响应是这一新制度能够在短时间内在全秦推行的根源,最终助其统一天下。

保险理赔诉讼涉及投保方、保险公司、法院三方,到底是投保方欺诈,还是保险公司惜赔,法院判决具有客观公信力。对2000—2011年170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诉讼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投保方索赔金额远大于保险公司愿赔金额,法院判决金额介于索赔金额与愿赔金额之间,惜赔金额大于欺诈金额;投保方欺诈金额与索赔金额、保险费正相关,北京甚于外地,残疾甚于其他伤害,年龄61~70岁弱于其他年龄段,新法实施后弱于新法实施前;保险公司惜赔金额与愿赔金额负相关,但与保险金额正相关,北京弱于外地,地市分公司弱于区县支公司,死亡甚于其他伤害,中毒、溺水甚于其他事故,年龄51~60岁甚于其他年龄段,新法实施后甚于新法实施前。

与晚清相比,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有三大变化:一是传播媒介、渠道和方式更为丰富化,除译书、教会报纸等传统形式外,著书、自办报纸杂志、讲学、社团、新式教育机构等各种途径不断涌现或加强;二是传播主体和动力更加本土化,留学归国人员成为主导和主动力量;三是传播内容更为多样化,包括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凯恩斯理论等西方主要经济学说在中国百家争鸣。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知识阶层、学生、官员和工商业者中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人强国富民思想观念的解放和变革,影响了时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行动。

刘大钧是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其工业化思想的要旨是:以国家统制的方式,通过协调轻工业与重工业、农业与工业、国家经济与区域经济等关系,快速推动中国实现工业化,以达到国防安全与民生富裕的双重目标。刘大钧的工业化思想比较充分和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现实与趋势,把中国近代工业化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正>2013年9月27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成立大会暨首届北大经济史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俄罗斯远东科学院、剑桥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会议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社会经济研究

一个组织的团队过程对形成其团队的共享心智模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进而影响其组织的绩效。基于将"团队过程—共享心智模式—组织绩效"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与路径进行相关性研究,并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模型,以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山西某农村商业银行的21家支行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团队过程到组织绩效存在黑箱机理,共享心智模式在团队过程变量和组织绩效之间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