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理赔难已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对2000~2012年162个健康保险理赔诉讼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惜赔99例,惜赔率61.1%,其中拒赔72例,拒赔占惜赔的72.7%。保险惜赔深受索赔人谈判能力、保险金额、理赔人员素质的影响。保险公司对投保人拒赔金额甚于被保险人,对职工减赔金额弱于农民。无论拒赔金额还是减赔金额,均与保险金额正相关。保险公司对重大疾病拒赔金额甚于一般疾病,对住院超过15日的减赔金额甚于住院少于15日的金额。区县支公司拒赔金额甚于地市分公司,中西部地区拒赔金额和减赔金额均甚于东部地区。

本文研究了城乡二元医疗保险结构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本文首先在托达罗模型的分析框架中引入城乡医疗保险制度,以探讨其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然后利用2011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使用递归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城乡二元医疗保险结构对农民工流动就业所产生的"拉回效应"和"吸纳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明显增强了农民工的返乡意愿,但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吸纳效应"却并不显著,城镇医疗保险较高的参保门槛及其"不可携带性"降低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阻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本文尝试建立数理模型探讨战国时期军功爵制的功效及其实施的基础和演变过程。我们发现:军功爵制相对于五等爵制对国民有着更好的激励作用,而其实施则受制于长期民族文化累积所形成的文化特征和权力结构的制约。相比于东方各国,秦人尚功利轻伦理的民族性,君主至上的权力结构,君主的强有力支持和平民的热烈响应是这一新制度能够在短时间内在全秦推行的根源,最终助其统一天下。

从20世纪50年代初持续到7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强烈的研究兴趣,在梳理和总结关于农业合作化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国内外学者认为,农业合作化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之间的关系有食物供应量的下降、食物获取权的丧失以及制度因素的三种解释。

农民工在城市遭遇就业机会、务工收入、子女教育等歧视。对广东省F市287例道路交通事故人身伤害诉讼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一般伤害判决金额,基于医院、雇用单位等提供的医疗、误工证据,不存在身份歧视,农民工一般伤害比F市农民和职工严重;残疾和死亡赔偿金分别采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身份歧视客观存在,农民工伤残、死亡比F市农民严重,也比F市职工严重;保险、律师的参与对伤残、死亡判决金额影响显著。

<正>2013年11月30日,第八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改革、新发展:理论与现实的思考",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时代风采征评活动组委会联合举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协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杜丽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华春副教授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冯华教授主持会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贸

保险理赔诉讼涉及投保方、保险公司、法院三方,到底是投保方欺诈,还是保险公司惜赔,法院判决具有客观公信力。对2000—2011年170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诉讼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投保方索赔金额远大于保险公司愿赔金额,法院判决金额介于索赔金额与愿赔金额之间,惜赔金额大于欺诈金额;投保方欺诈金额与索赔金额、保险费正相关,北京甚于外地,残疾甚于其他伤害,年龄61~70岁弱于其他年龄段,新法实施后弱于新法实施前;保险公司惜赔金额与愿赔金额负相关,但与保险金额正相关,北京弱于外地,地市分公司弱于区县支公司,死亡甚于其他伤害,中毒、溺水甚于其他事故,年龄51~60岁甚于其他年龄段,新法实施后甚于新法实施前。

与晚清相比,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有三大变化:一是传播媒介、渠道和方式更为丰富化,除译书、教会报纸等传统形式外,著书、自办报纸杂志、讲学、社团、新式教育机构等各种途径不断涌现或加强;二是传播主体和动力更加本土化,留学归国人员成为主导和主动力量;三是传播内容更为多样化,包括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凯恩斯理论等西方主要经济学说在中国百家争鸣。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知识阶层、学生、官员和工商业者中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人强国富民思想观念的解放和变革,影响了时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