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扩展和解决等重要问题,可以从经济法理论的视角进行解析.其中,金融危机的发生,是源于"两个失灵",它从消极方面体现了加强经济法调整的重要价值;金融危机的扩展,同国内与国外经济、实体与虚拟经济、内部与外部经济等多重二元结构直接相关,需要运用经济法进行"辨证施治";金融危机的解决,同样应当遵循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明晰相关主体的不同类型法律责任,并通过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的综合调整,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分配的路径是贯通中国经济法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经脉,从分配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个体的利益分配和国家的财政分配是推动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因;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是"从重产品分配向重权利分配"转变的过程,也是经济法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国家的财政收入分配与国家的经济职能、经济政策、经济法制等是正相关的,在发展轨迹上都体现为"U形曲线",由此进行拓展研究,可以揭示经济政策、经济法的制度建设以及经济法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关规律.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出台,在形式上实现了企业所得税法的统合,①但由于外在局限和内在局限的约束,这种统合并不彻底,其统一适用仅具有相对意义,不宜过于强调.事实上,由于主体差异、客体量化、义务量化等相互关联的多重内在局限的存在,各类纳税主体所适用的具体税法规范并不一致,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虽同属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纳税主体,但所适用的具体规范却可能大异其趣.同时,在制度的统一与裂分、主体的独立性与关联性、行为的商业目的性与税收目的性方面,有许多具体问题值得关注,它们集中地体现了财税法上的差异性原理.若能全面认识上述问题,有效地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相关具体问题.则对于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有效实施和未来完善,对于解决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分配(如税收收益权的确定、汇总纳税的调整等),对于更好地提炼财税法原理,丰富财税法理论,无疑甚有裨益.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法研究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08年爆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延展,以及各国为应对危机而采行的各类经济法措施,更加凸显了现代国家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必要,并使社会各界对经济法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济法研究》第7卷出版了。《经济法研究》作为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的出版物,凝聚了北大经济法学人的心血,也得到了全国和海外经济法同仁的鼎力支持。《经济法研

促进型经济法是经济法规范的一种重要类型,对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与经济法的特征、结构、功能等直接相关,并通过积极的和消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个别的和普遍的等多种类型的促进,来实现其促进发展的调整目标.中国促进型经济法的立法经历了从分散到分散与综合相结合的转变,如果对其中的法律问题深入挖掘,则会大大促进经济法的制度建设和法学研究的发展.

企业集团的汇总纳税制度是企业所得税法中的特殊制度,与通常的"独立-属地纳税制度"相比,该制度具有突出的特异性,其制度目标和税权配置都较为特殊;研究其与独立纳税制度的差别、与税法基本原则要求的差距,以及与转移定价、亏损结转制度的关联,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汇总纳税理论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

经济法院是俄罗斯等国家设置较为普遍的一类法院,我国经济法学界对其尚未关注,但经济法院的设置、受案范围以及公法性案件的管辖等规定,以及国际层面的经济法院的一些做法,都同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密切相关,对我国经济法的理论完善和司法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经济法范畴一般由特异性范畴和非特异性范畴组合而成,该文提出并提炼了经济法的特异性范畴,将其分为原生范畴和衍生范畴,并将原生范畴再分为主导性范畴和辅助性范畴,由此可以揭示经济法的范畴层级和范畴体系,推进经济法学乃至相关法学领域的范畴理论研究.

学界普遍关注的经济法研究的"离乱"及其引发的"失序"问题,需要通过"求同存异"、"理论聚合"来加以解决,由此产生了经济法研究应关注的"合"与"同"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应当在离合关系中把握"合",在"求同"的过程中实现"合";从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来看,在研究路径、研究范式以及范畴研究上的"求同",直接关系到经济法研究的方向、路径、方略,以及经济法学最基本的研究范式、特异性范畴的提炼和基本共识的形成,从而会对经济法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该文认为"二元分化"结构加剧了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我国经济领域的突出问题.对"二元分化"进行税收调控是必然之选,但对税收调控的定位应当适度.税收调控的依据主要是政策和法律,其合法性会直接影响到税收调控的实效.确保税收调控的合法性,同时也是税收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它有助于在法制的框架下,推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国际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可归结为发展模式的竞争。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优劣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选择的发展模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为实现现代化,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直在试图选择一种既可追赶又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其中不乏经验和教训。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总结世界各国选择发展模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依据本国国情所作出的对发展模式的选择。它强调,我国的发展模式应当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现阶段以“五个统筹”为根本要求。温家宝总理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法律作为发展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从属和服务于发展模式的选择。科学发展观及其选择的发展模式,为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为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法学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此,本刊约请六位中青年学者,就法学部分学科的发展路径进行研讨,以期引起法学界的重视和关注。

近年来,围绕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所引发的讨论异常热烈,关于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宏观、微观效应的评估一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004年以来的税收收入增长势头更加引人关注。为了更理性地分析中国税收收入的形势、更科学地评估中国税收收入同宏观经济形势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有关中国税收问题的决策提供更理性、更科学的依据,在2003年召开“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2003/2004”的基础上,2005年1月9日,中国税务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广东省税务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2004/2005”,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以及与会的其他专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达成一些共识。同时,此次分析会特邀了广东泰可思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湖南景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人员参加。本期特将专家发言摘要刊出,以飨读者。

经济法体系如何确立,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于经济法的直观认识.对经济法体系的结构分析,可以有多种路径.研究经济法体系的内部结构,需要考察其结构的特定性.认识经济法体系,同样应当持开放的心态,以应对开放社会所产生繁杂问题.为此,应当"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特别是对处于"中间地带"的一些法律规范,使其在性质上各得其所,在调整上又能够相互为用,以共同实现其整体上的调整目标.

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限制、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七大政策措施。《意见》的发布,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关于鼓励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落实2004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完善保护私有财产法律制度的要求,切实解决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观念、法律、体制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为此,本刊特开辟专栏--"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约请知名法学专家、学者就此问题从法律的角度进行探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对于解决我国现存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同公有制经济相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许多制度障碍,为此,国务院专门下发了旨在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涉及到多个法律领域的问题,其中尤其涉及到大量的经济法问题,因而有必要从经济法的角度略为解读.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发展观,该发展观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中都要有所体现,以促进新兴的"发展法学"的形成;发展观在传统法和现代法理论中会有不同的显现,在"发展法学"中的经济法学领域则体现得尤为突出;对"发展法学"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推动整个法学的发展.

1994年税制改革已进入了第十个年头,2003年的税收收入也以全年增收3458亿元、增长20.3%、破2万亿元大关(20461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的高位竖立了新的里程碑。为了全面分析中国税收收入突飞猛进的原因,把握今后税收制度改革走向,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杂志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邀请诸领域专家,于2004年1月3日联合举办了“税收形势专家分析会”。会上专家们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本期特将专家发言刊出,以飨读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一部财税法制变迁的历史。财税法制的变易与革新,或者迫于某种压力,或者源于某种动力,其对利益格局的重构,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领域,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和纷繁的问题,引发人们无尽的遐想、猜测与思考。

经济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通过创立有效的方法论,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需要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拣选与整合,以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和方法论共识,从而推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