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政治是阿富汗历史的一部分。大国政治巩固和加深了阿富汗社会政治分裂,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阿富汗也影响着大国的政治命运。19-20世纪阿富汗的大国政治主要呈现为两极体系,当前却是多国同台、各显其能的局面。阿富汗稳定繁荣、反恐怖主义、反毒品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但这一原则共识并没有改变大国政治的内在逻辑。2014年底,阿富汗国家建设进入转型期,其大国政治没有"转型",没有出现所谓政治真空。在阿富汗重建的平台上,大国政治正以地区一体化战略、管线铺设、资源开发及其规范、发展援助等隐秘形式展开。

本文简要勾勒"反恐怖主义和保障人权"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从分立到聚合的历史过程。反恐怖主义和保障人权,这二者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也不彼此排斥和对立。两者在实践中的矛盾是它们被滥用作为追求其他政治目的的结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人权和反恐怖主义都已成为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欧美国家的反恐实践极少受人权理念和公约的限制。随着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国人权外交和反恐怖外交的力度将会加大,全面有效的反恐国际合作依然任重道远。

最近十几年来,基地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代表。基于对基地组织体系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可以发现,基地在不断演化中,其走上激进、极端和暴力恐怖主义道路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对抗是关键。基地意识形态既服务于政治对抗,也谋求建立哈里发,以圣战主义为核心道路。伊斯兰国(ISIS)是基地哈里发观念的一种实践。随着基地的演化和变异,特别是"独狼"、本土恐怖分子、ISIS等新形态的出现,需要超越"恐怖组织"、"非传统安全"、"非对称对抗"等观念化模式,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基地恐怖主义使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国际政治秩序面临重大理论挑战,但它伤害最深和最直接的是伊斯兰和穆斯林世界,特别是它正在代言和书写伊斯兰的努力,格外值得关注。

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是族裔民族主义的典型个案,多次引发暴力冲突。巴基斯坦历届政府尝试了多种政策;但是,从军事高压到政治怀柔和经济发展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基于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本文认为,俾路支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主要是因为:第一,俾路支民族主义力量同巴联邦政府的关系,被简化为不同族群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第二,双方互不信任,联邦政府的政策初衷同政策执行过程以及俾路支民族主义力量对相关政策的解读及其宣传之间,存在较大鸿沟且难以协调。各种政策都难见成效。第三,地区和国际政治力量的插手与干预。

巴基斯坦塔利班现象是地缘政治的产物,也是巴国内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力量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活动范围逐渐从部落区扩大到腹地的过程,一般被称为"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化",实际上它也是塔利班运动"巴基斯坦"化的过程。2007年12月组建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TP)具有一些不同于阿富汗塔利班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TTP正在整合巴国内各类激进和极端主义组织,在使巴陷入困境的同时,孕育着新的地区政治变数。

政治伊斯兰对当前和未来中东北非政局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主张能否代表和引导大多数民众。伊扎布特提出,中东北非抗议的民众不是想要民主,而是想要伊斯兰制度。皮尤调查显示,穆斯林大多数民众欢迎伊斯兰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这不等于他们完全支持政治伊斯兰的主张,更不等于支持极端主义。穆斯林民众向往民主,但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同于西方,所以北非剧变不是西方式的民主革命。剧变没有改变穆斯林对美国和西方的评价。在中东北非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各种政治伊斯兰力量将长期存在,并在体制之内或之外继续施加影响。

在过去30年间,西亚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迁大体经历了石油繁荣与政治动荡,对民主化改革的尝试,以及穆斯林世界对全球化回应的三个阶段。自1990年代以来,西亚阿拉伯国家所进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成效不明显,威权主义政体迄今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伊斯兰复兴力量迅速增长,连同其中激进和极端主义一道,已经并将继续积极参与国家、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秩序的变革或塑造。西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伊斯兰认同是穆斯林民族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穆斯林民族"观念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它在南亚起初是穆斯林精英阶层的认知,通过自上而下的动员,进而普及成为共同体的认同。从赛义德爵士的"穆斯林民族"概念到表现为巴基斯坦运动的领土民族主义,是地区和国际政治环境、英国殖民政策、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关系、全印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互动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穆斯林民族主义既是一种先验的感情和信念,也是政治经验的产物;同时,次大陆穆斯林不是整齐划一的同质体,毛杜迪等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及一些穆斯林宗教政治组织反对穆斯林民族主义的主张。

伊斯兰并非天生具有政治属性。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是政治人将伊斯兰进行政治化加工的产物,即通过重新解释部分教义、发明传统等方法,把特定政治主张包装成宗教责任,进而把民众的宗教热情引入政治轨道。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话语兼具宗教和政治色彩,内容包括"真正信仰"、沙里亚或伊斯兰国家、乌玛3个层面,其核心目标指向政治权力。作为载体,政治伊斯兰运动是具体的、多样的。学界对政治伊斯兰成因机制的分析框架大体分为文化本质主义模式、结构-制度模式、认同-安全模式、代理人模式等几大类。政治化是理解政治伊斯兰现象的关键。政治化对伊斯兰自身发展的深远影响值得广泛关注。

达瓦宣教团是伊利亚斯创办的宣教团体。其意识形态综合吸收了沙·瓦利乌拉、迪欧班德派和苏菲派的思想元素,工作方法表现为对宣教的时间、方式制定了比较明确的细则,长远目标是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实现伊斯兰复兴。从最初的远离政治参与和世俗事务,到现在同地区和国际政治形势、激进政治力量、极端恐怖活动之间已有的和潜在的联系,达瓦宣教团现已成为全球性的、制度化的组织实体。它对伊斯兰形象、穆斯林群体和伊斯兰世界社会政治秩序等有着诸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在伊斯兰文化中,"乌玛"首先是信仰,属于观念的范畴;它同时又是经验的历史,属于实践的范畴。"乌玛"还是现代政治伊斯兰话语的核心词汇之一,政治伊斯兰运动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乌玛的认知和想象。本文从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考察了"乌玛"的内涵及其演变过程,力图还原乌玛信仰和乌玛实践的客观历史,以便识别现代政治伊斯兰关于"乌玛"的话语。本文把乌玛观念区分为基于伊斯兰教经典文本的乌玛信仰,和基于对这些文本的重新解读或对乌玛信仰的利用而形成的乌玛话语;同时还把历史上的乌玛政治实践同现代政治伊斯兰"重建乌玛"的斗争区分开来。尽管当代政治伊斯兰运动借乌玛信仰为依据,并且宣称以先知创建麦地那乌玛为榜样,但是其乌玛话语属于政治斗争的范畴,其实践难以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制约。

宗教民族主义已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现象。本文首先介绍迄今学界主要研究成果,然后探析"宗教"和"民族主义"如何交融连接形成"宗教民族主义",并简述了宗教民族主义与宗教运动和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宗教民族主义不可还原为纯粹的宗教思想和运动或世俗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的成因不是先验的或纯精神性的,而是情境性的;不存在普世单一、固定不变的宗教民族主义。

历史已经证明,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和运动,民族主义具有神话般的建构和解构能力它不仅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而且还能冲破国家主权的控制,导致民族国家的解体或融合。朝鲜半岛民族主义之强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鲜半岛南、北两国都宣称致力于朝鲜民族统一,但至今未果。本文力图通过探究朝鲜半岛民族主义所具有的三大特性——反抗性、分裂性和精英主义——来揭示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在朝鲜民族分裂和统一进程中的矛盾角色。

对于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反美活动,国内外学术界最流行的分析方法有两种:“文化分析”和利益分析。前者把美伊之间的冲突归因为文明或文化对立;后者则把美国的石油和地缘政治利益诉求作为冲突的根源。本文从萨达姆的政治遗产着眼去理解和透视伊拉克当前的反美活动,认为其本质是萨达姆政权与美国之间长期政治对抗的一种延续,虽然国际伊斯兰力量特别是基地组织的卷入使伊拉克反美抵抗运动的内涵更加复杂,但它仍然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文化或宗教性的。

国内外已经有许多学者论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张力。本文认为,矛盾冲突并非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固有属性和全部内容。文章从辨析认同的基本特性入手,分别考察了个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以及族群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说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长期共存的事实及其含义。

民族自决在20世纪的实践塑造了当代世界政治的图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视角:(1)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民族自决的起源、发展和影响;(2)从法学角度,论证民族自决权利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与其他权利(如主权、人权)的关系等。本文主要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民族自决从观念到政治原则及其实践的过程,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民族自决并不是绝对无限制的权利和政治原则,但是不能简单地把国际政治对民族自决权的限制理解为对自由的反对。

在西方推广的诸多话语中,伊斯兰复兴被定性为反叛和暴力性的。这一观念似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常识。但是,综合考察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可以发现,现代伊斯兰复兴不过是伊斯兰教自身改革和调整的一个新阶段。它之所以在20世纪下半期以来呈现激进化的倾向,不仅是客观现实变化的结果,同时更是一种话语和观念演绎的结果。

要想全面地描述文化民族主义理论 ,除了廓清其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和基本主张以外 ,还必须研究它同其他重大思潮的关系 ,由此对其进行理论上的定位。毫无疑问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思潮。长期以来 ,受波普尔和艾恺等西方学者的影响 ,民族主义被看成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 ,文化民族主义则被直接等同于守成主义或保守主义。本文认为 ,这种在西方已经成为“常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是对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歪曲和误解

民族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 ,这是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已经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但是许久以来 ,绝大多数学者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性预设 ,认定每一个民族成员对于本民族的同胞和本民族的文化都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 ;民族意识觉醒于殖民主义时代 ,其结果表现为民族主义。而很少有人对此进行理论考察。事实上 ,要想厘清民族主义的来龙去脉 ,特别是要想认清民族主义的基本属性 ,就不能回避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问题 ,因为它们决定了民族主义的基本特性。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

学界一直把 1 967年战争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分水岭 ,认为伊斯兰主义是穆斯林世界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外来思想的实践均告“失败”的情况下 ,对于伊斯兰的回归 ,因而是伊斯兰对于民族主义的否定 ,甚至是反民族主义的。本文认为 ,在中东政治生活中 ,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单纯的对立关系 ,而是一种相互交叉甚至包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