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政治是阿富汗历史的一部分。大国政治巩固和加深了阿富汗社会政治分裂,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阿富汗也影响着大国的政治命运。19-20世纪阿富汗的大国政治主要呈现为两极体系,当前却是多国同台、各显其能的局面。阿富汗稳定繁荣、反恐怖主义、反毒品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但这一原则共识并没有改变大国政治的内在逻辑。2014年底,阿富汗国家建设进入转型期,其大国政治没有"转型",没有出现所谓政治真空。在阿富汗重建的平台上,大国政治正以地区一体化战略、管线铺设、资源开发及其规范、发展援助等隐秘形式展开。

本文简要勾勒"反恐怖主义和保障人权"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从分立到聚合的历史过程。反恐怖主义和保障人权,这二者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也不彼此排斥和对立。两者在实践中的矛盾是它们被滥用作为追求其他政治目的的结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人权和反恐怖主义都已成为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欧美国家的反恐实践极少受人权理念和公约的限制。随着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国人权外交和反恐怖外交的力度将会加大,全面有效的反恐国际合作依然任重道远。

最近十几年来,基地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代表。基于对基地组织体系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可以发现,基地在不断演化中,其走上激进、极端和暴力恐怖主义道路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对抗是关键。基地意识形态既服务于政治对抗,也谋求建立哈里发,以圣战主义为核心道路。伊斯兰国(ISIS)是基地哈里发观念的一种实践。随着基地的演化和变异,特别是"独狼"、本土恐怖分子、ISIS等新形态的出现,需要超越"恐怖组织"、"非传统安全"、"非对称对抗"等观念化模式,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基地恐怖主义使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国际政治秩序面临重大理论挑战,但它伤害最深和最直接的是伊斯兰和穆斯林世界,特别是它正在代言和书写伊斯兰的努力,格外值得关注。

阿富汗战争即将结束,有必要研究这场战争的历史影响。本文认为,这场以反恐为开端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政权更迭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通过新宪法、确立新的国体和政体,是战争最重要的产物。阿富汗塔利班作为反叛力量及其同跨国激进极端主义力量的联手、卡尔扎伊政权合法性缺失、美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美国推动建立的阿富汗问题若干多边机制、地区大国介入阿富汗等,一系列源自于战争、政权更迭和地缘政治交互作用的产物,将对阿富汗和中南亚地区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阿富汗巴基斯坦乱局已久。2012年,旧乱难息,新乱渐起。美国撤军不仅耗资巨大,还面临至少两大政治考验,即如何确保安全顺利撤离,如何最大限度保存过去十年在阿富汗的战争和建设成果。美国和北约战斗部队撤离阿富汗,作为阿巴政局的重大变量,导致地区国际关系出现变化,一方面,阿富汗战争在阿巴以本土化方式继续进行,美一印一阿关系继续强化;另一方面,随着巴自主独立外交的进展,俄罗斯和伊朗因素在巴阿舞台逐渐凸显,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是族裔民族主义的典型个案,多次引发暴力冲突。巴基斯坦历届政府尝试了多种政策;但是,从军事高压到政治怀柔和经济发展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基于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本文认为,俾路支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主要是因为:第一,俾路支民族主义力量同巴联邦政府的关系,被简化为不同族群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第二,双方互不信任,联邦政府的政策初衷同政策执行过程以及俾路支民族主义力量对相关政策的解读及其宣传之间,存在较大鸿沟且难以协调。各种政策都难见成效。第三,地区和国际政治力量的插手与干预。

美国已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但撤军不是为了离开阿富汗,而是要改变在阿存在方式,降低成本。为确保撤而不离,美国积极进行政治安排,包括同阿塔和谈、向阿政府移交安全责任、积极构建地区和国际机制等。2011年,在失序已久的巴阿地区,美一阿一巴三国继续相互指责,美巴关系危机不断,加上新出现美阿之间围绕和谈主导权的明争暗斗,以及印阿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影响,地区局势更加错综复杂。各种混乱之中,难见安全、和平、秩序和繁荣的踪迹。

2010年,阿富汗战争进入第十年,美国领导的北约军队在阿富汗战场上死亡人数达到新高,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努力未见明显成效:卡尔扎伊政府的合法性和治理能力依然虚弱,建设阿富汗国民安全力量与国民经济的道路坎坷崎岖,通过和谈实现民族和解与国家重新统一的愿望并未得到阿富汗塔利班等力量的积极回应。2010年巴基斯坦安全局势总体上有所改善,但由于教派主义暴力冲突加剧,俾路支分裂主义力量重新抬头,政党斗争和经济衰退等因素的影响,政治危机接连发生。巴基斯坦被公认为是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关键,美国一直试图让巴基斯坦"做得更多";随着印巴之间在阿富汗的明争暗斗进一步发展,美巴关系面临重大考验。

巴基斯坦塔利班现象是地缘政治的产物,也是巴国内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力量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活动范围逐渐从部落区扩大到腹地的过程,一般被称为"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化",实际上它也是塔利班运动"巴基斯坦"化的过程。2007年12月组建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TP)具有一些不同于阿富汗塔利班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TTP正在整合巴国内各类激进和极端主义组织,在使巴陷入困境的同时,孕育着新的地区政治变数。

政治伊斯兰对当前和未来中东北非政局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主张能否代表和引导大多数民众。伊扎布特提出,中东北非抗议的民众不是想要民主,而是想要伊斯兰制度。皮尤调查显示,穆斯林大多数民众欢迎伊斯兰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这不等于他们完全支持政治伊斯兰的主张,更不等于支持极端主义。穆斯林民众向往民主,但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同于西方,所以北非剧变不是西方式的民主革命。剧变没有改变穆斯林对美国和西方的评价。在中东北非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各种政治伊斯兰力量将长期存在,并在体制之内或之外继续施加影响。

巴基斯坦塔利班现象更多是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的产物,目前"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TP)等塔利班组织已成为巴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行为体。虽然2009年巴政府在打击塔利班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军事胜利较难在近期转化为政治胜利。即便TTP最终解体或被纳入主流政治体制,它所代表和(本土化)发展的塔利班意识形态、激进的反美立场、暴力行为模式和跨国联系等,也将对巴政治进程和政治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并给南亚地区国家间的政治博弈带来重大挑战。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还有继续生长的空间和机会,其演化和活动值得密切关注。

在过去30年间,西亚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迁大体经历了石油繁荣与政治动荡,对民主化改革的尝试,以及穆斯林世界对全球化回应的三个阶段。自1990年代以来,西亚阿拉伯国家所进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成效不明显,威权主义政体迄今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伊斯兰复兴力量迅速增长,连同其中激进和极端主义一道,已经并将继续积极参与国家、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秩序的变革或塑造。西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伊斯兰认同是穆斯林民族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穆斯林民族"观念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它在南亚起初是穆斯林精英阶层的认知,通过自上而下的动员,进而普及成为共同体的认同。从赛义德爵士的"穆斯林民族"概念到表现为巴基斯坦运动的领土民族主义,是地区和国际政治环境、英国殖民政策、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关系、全印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互动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穆斯林民族主义既是一种先验的感情和信念,也是政治经验的产物;同时,次大陆穆斯林不是整齐划一的同质体,毛杜迪等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及一些穆斯林宗教政治组织反对穆斯林民族主义的主张。

伊斯兰并非天生具有政治属性。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是政治人将伊斯兰进行政治化加工的产物,即通过重新解释部分教义、发明传统等方法,把特定政治主张包装成宗教责任,进而把民众的宗教热情引入政治轨道。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话语兼具宗教和政治色彩,内容包括"真正信仰"、沙里亚或伊斯兰国家、乌玛3个层面,其核心目标指向政治权力。作为载体,政治伊斯兰运动是具体的、多样的。学界对政治伊斯兰成因机制的分析框架大体分为文化本质主义模式、结构-制度模式、认同-安全模式、代理人模式等几大类。政治化是理解政治伊斯兰现象的关键。政治化对伊斯兰自身发展的深远影响值得广泛关注。

达瓦宣教团是伊利亚斯创办的宣教团体。其意识形态综合吸收了沙·瓦利乌拉、迪欧班德派和苏菲派的思想元素,工作方法表现为对宣教的时间、方式制定了比较明确的细则,长远目标是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实现伊斯兰复兴。从最初的远离政治参与和世俗事务,到现在同地区和国际政治形势、激进政治力量、极端恐怖活动之间已有的和潜在的联系,达瓦宣教团现已成为全球性的、制度化的组织实体。它对伊斯兰形象、穆斯林群体和伊斯兰世界社会政治秩序等有着诸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在伊斯兰文化中,"乌玛"首先是信仰,属于观念的范畴;它同时又是经验的历史,属于实践的范畴。"乌玛"还是现代政治伊斯兰话语的核心词汇之一,政治伊斯兰运动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乌玛的认知和想象。本文从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考察了"乌玛"的内涵及其演变过程,力图还原乌玛信仰和乌玛实践的客观历史,以便识别现代政治伊斯兰关于"乌玛"的话语。本文把乌玛观念区分为基于伊斯兰教经典文本的乌玛信仰,和基于对这些文本的重新解读或对乌玛信仰的利用而形成的乌玛话语;同时还把历史上的乌玛政治实践同现代政治伊斯兰"重建乌玛"的斗争区分开来。尽管当代政治伊斯兰运动借乌玛信仰为依据,并且宣称以先知创建麦地那乌玛为榜样,但是其乌玛话语属于政治斗争的范畴,其实践难以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制约。

宗教民族主义已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现象。本文首先介绍迄今学界主要研究成果,然后探析"宗教"和"民族主义"如何交融连接形成"宗教民族主义",并简述了宗教民族主义与宗教运动和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宗教民族主义不可还原为纯粹的宗教思想和运动或世俗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的成因不是先验的或纯精神性的,而是情境性的;不存在普世单一、固定不变的宗教民族主义。

对于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反美活动,国内外学术界最流行的分析方法有两种:“文化分析”和利益分析。前者把美伊之间的冲突归因为文明或文化对立;后者则把美国的石油和地缘政治利益诉求作为冲突的根源。本文从萨达姆的政治遗产着眼去理解和透视伊拉克当前的反美活动,认为其本质是萨达姆政权与美国之间长期政治对抗的一种延续,虽然国际伊斯兰力量特别是基地组织的卷入使伊拉克反美抵抗运动的内涵更加复杂,但它仍然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文化或宗教性的。

国内外已经有许多学者论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张力。本文认为,矛盾冲突并非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固有属性和全部内容。文章从辨析认同的基本特性入手,分别考察了个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以及族群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说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长期共存的事实及其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