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欧洲殖民印度以来，殖民统治的建立被视为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尽管对早期现代印度史，尤其是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反思了以欧洲殖民为核心的现代化叙事，但对前殖民时代本土文化现代化的研究不足依然制约着对印度前殖民现代化的研究。本文重点研究与纺织工格比尔相关的早期现代印地语文献，通过在早期现代印度纺织业发展和印度纺织业者的神秘主义文学传统双重语境中重新挖掘其思想内涵，寻找前殖民时代的印度城市纺织业发展出的具有新时代烙印的现代思想文化的历史线索，以期跳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形成“中央—边缘”格局的过程中凭借殖民知识体系塑造出的单一的“全球现代化叙事”，重新思考多元文明世界的早期现代化实践。

As the Buddhist community in China carried forth the Buddhist yogic traditions into the modern era, a new form of yoga was imported to China via the West as the intermediary in a global network of knowledge transmission with metropolitan port cities like Shanghai as its enclaves. By examining newspapers, archives, and books publish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chapter recollects the largely forgotten early history of yoga in modern China. Buddhist scholar Liu Renhang, with his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scholar Kaiten Nukariya’s study of yoga in North America, was the first to introduce yoga as a remedy for the nation, then suffering from endless warfare. The theosophist Hari Prasad Shastri lectured on yoga and established a yoga study group called “Holy Yoga”. The first teacher to offer yoga classes regularly in China was Eugenia Peterson, later known as Indra Devi, and her assistant Michael Volin. They successfully enlisted hundreds of pupils, many of whom were Westerners living in Shanghai. However, with the demise of the Shanghai concessions, the spread of yoga in modern China halted abruptly before it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everyday life of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内容提要：尽管印度共和国以世俗主义为立国原则，但在宪法授权下，印度司法部门有权干预宗教生活并根据其对宗教的理解引导宗教改革。20世纪80年代之后，司法部门由精英主义转向平民主义。与此同时，印度教右翼凭借宗教民族主义动员在国大党衰落后崛起。需要大众支持且对宗教的理解日益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趋近的司法部门做出了“印度教特性判决”，为印度教右翼参政扫除了重要障碍，印度教右翼与司法部门的合作模式初步成型。2014年印度人民党再次执政之后，合作模式进一步完善。由此，印度教右翼通过一种渐进的、多领域齐头并进的“阵地战”，在掌握立法—行政的基础上通过与司法部门的合作，同时获得了影响世俗和宗教生活的权力，确立了自身对印度社会各领域的领导权，进而建立起了一套与伊朗的“政治伊斯兰”有相似之处的“政治印度教”体制。 关 键 词：政教关系 政治印度教 印度教右翼 印度最高法院

独立后的印度政治电影不断尝试以艺术想象力为面临各种矛盾的印度设想解决方案，进而生产出了诸多政治导向的审美意识形态。印度政府希望通过塑造一个官方的甘地形象为国家发展主义凝聚共识，但现实冲突却不断再生产革命记忆以对抗官方主流话语。面对自由化经济改革后加剧的社会分化，宝莱坞电影逐渐告别甘地，转向革命叙事。但是，对革命主义的片面解读不仅在无形中帮助了印度教右翼吸纳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遗产，也以后殖民主义反思冲淡了反殖民批判。

达利特文学是由出身原“贱民”种姓的印度作家书写的、富有抗争精神的文学，是少数具有广泛跨语种影响力并受到学术界关注的印度本土文学现象。20世纪末，以根植于安倍德卡尔思想的“达利特意识”为核心概念的达利特文学批评与新一轮达利特自传文学创作浪潮相伴而生。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的自传《剩饭》便是一部践行达利特意识的经典作品。它以具有丰富政治、文化内涵的达利特意识为理论工具，深刻揭露了达利特所遭受的经济文化双重压迫，呈现了达利特的抗争史，进而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印度主流文化叙事。这反过来也充实了达利特意识的内涵，赋予了达利特文学更大的抱负和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围绕如何界定印度教徒身份，印度教徒身份是古已有之还是殖民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等问题的争论不断。本文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下，探讨对Hindu身份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殖民前的印度波斯语史书、梵语和地方语言的历史书写以及殖民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印度独立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达利特史学。印度在殖民前已经形成了将族群身份与历史挂钩的书写模式以及一种由上层知识精英界定的“印度教徒”身份。殖民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进一步确立了“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以印度教徒共同体为重要主体的民族史书写模式，但也因为推崇种姓制度而引发低种姓思想家的批判，形成了与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民族史对立的达利特大众身份和达利特史学。

司法部门是当今印度政府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古代印度自阿育王倡导正法,设置正法官之后,依托婆罗门教法和伊斯兰教法两大法学体系,发展出了以君王为最高权威,以教法学家为核心队伍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司法制度。英国殖民者通过吸纳本土司法传统、移植英国司法实践,在印度建立了殖民色彩鲜明的英印司法制度。独立后,印度在继承既有制度的同时也对其从保障国家主权、确保公民基本权利等角度出发进行了调整,建立起了统一的司法制度。通过长时段历史的梳理可以看出,独立后的司法制度在司法专业主义和金字塔式的法院体系两方面受到了历史传统的影响,而司法部门由司法克制转向司法能动主义,并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推行多数主义政治背书则是独立后的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