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欧洲殖民印度以来，殖民统治的建立被视为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尽管对早期现代印度史，尤其是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反思了以欧洲殖民为核心的现代化叙事，但对前殖民时代本土文化现代化的研究不足依然制约着对印度前殖民现代化的研究。本文重点研究与纺织工格比尔相关的早期现代印地语文献，通过在早期现代印度纺织业发展和印度纺织业者的神秘主义文学传统双重语境中重新挖掘其思想内涵，寻找前殖民时代的印度城市纺织业发展出的具有新时代烙印的现代思想文化的历史线索，以期跳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形成“中央—边缘”格局的过程中凭借殖民知识体系塑造出的单一的“全球现代化叙事”，重新思考多元文明世界的早期现代化实践。

内容提要：尽管印度共和国以世俗主义为立国原则，但在宪法授权下，印度司法部门有权干预宗教生活并根据其对宗教的理解引导宗教改革。20世纪80年代之后，司法部门由精英主义转向平民主义。与此同时，印度教右翼凭借宗教民族主义动员在国大党衰落后崛起。需要大众支持且对宗教的理解日益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趋近的司法部门做出了“印度教特性判决”，为印度教右翼参政扫除了重要障碍，印度教右翼与司法部门的合作模式初步成型。2014年印度人民党再次执政之后，合作模式进一步完善。由此，印度教右翼通过一种渐进的、多领域齐头并进的“阵地战”，在掌握立法—行政的基础上通过与司法部门的合作，同时获得了影响世俗和宗教生活的权力，确立了自身对印度社会各领域的领导权，进而建立起了一套与伊朗的“政治伊斯兰”有相似之处的“政治印度教”体制。 关 键 词：政教关系 政治印度教 印度教右翼 印度最高法院

独立后的印度政治电影不断尝试以艺术想象力为面临各种矛盾的印度设想解决方案，进而生产出了诸多政治导向的审美意识形态。印度政府希望通过塑造一个官方的甘地形象为国家发展主义凝聚共识，但现实冲突却不断再生产革命记忆以对抗官方主流话语。面对自由化经济改革后加剧的社会分化，宝莱坞电影逐渐告别甘地，转向革命叙事。但是，对革命主义的片面解读不仅在无形中帮助了印度教右翼吸纳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遗产，也以后殖民主义反思冲淡了反殖民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围绕如何界定印度教徒身份，印度教徒身份是古已有之还是殖民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等问题的争论不断。本文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下，探讨对Hindu身份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殖民前的印度波斯语史书、梵语和地方语言的历史书写以及殖民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印度独立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达利特史学。印度在殖民前已经形成了将族群身份与历史挂钩的书写模式以及一种由上层知识精英界定的“印度教徒”身份。殖民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进一步确立了“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以印度教徒共同体为重要主体的民族史书写模式，但也因为推崇种姓制度而引发低种姓思想家的批判，形成了与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民族史对立的达利特大众身份和达利特史学。

达利特文学是由出身原“贱民”种姓的印度作家书写的、富有抗争精神的文学，是少数具有广泛跨语种影响力并受到学术界关注的印度本土文学现象。20世纪末，以根植于安倍德卡尔思想的“达利特意识”为核心概念的达利特文学批评与新一轮达利特自传文学创作浪潮相伴而生。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的自传《剩饭》便是一部践行达利特意识的经典作品。它以具有丰富政治、文化内涵的达利特意识为理论工具，深刻揭露了达利特所遭受的经济文化双重压迫，呈现了达利特的抗争史，进而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印度主流文化叙事。这反过来也充实了达利特意识的内涵，赋予了达利特文学更大的抱负和力量。

司法部门是当今印度政府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古代印度自阿育王倡导正法,设置正法官之后,依托婆罗门教法和伊斯兰教法两大法学体系,发展出了以君王为最高权威,以教法学家为核心队伍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司法制度。英国殖民者通过吸纳本土司法传统、移植英国司法实践,在印度建立了殖民色彩鲜明的英印司法制度。独立后,印度在继承既有制度的同时也对其从保障国家主权、确保公民基本权利等角度出发进行了调整,建立起了统一的司法制度。通过长时段历史的梳理可以看出,独立后的司法制度在司法专业主义和金字塔式的法院体系两方面受到了历史传统的影响,而司法部门由司法克制转向司法能动主义,并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推行多数主义政治背书则是独立后的新现象。

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印度多地爆发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抗议活动。抗议活动折射出印度国族建构在理念、制度和实践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在国大党的主导下,印度独立初形成了由国族理念、相关制度和可以主导民族主义话语权的强势执政党三者共同构成的国族建构体系,但是其中的政党因素存在不确定性。这次抗议中有两个典型案例——阿萨姆邦和沙欣巴格抗议。阿萨姆邦抗议体现出复燃的地区语言民族主义,沙欣巴格抗议则体现出两种印度民族主义的对抗。从二者的历史根源、直接诱因和核心诉求可以看出,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抗议之所以同时引发地区语言民族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两种民族主义政治动员,是因为印度人民党的强势执政进一步打破了已有国族建构框架的平衡,而新的平衡尚未完全形成。

瓦苏塔·达尔米亚的《虚构亦历史:现代北印度的长篇小说与城市》结合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60年代近百年间北印度城市生活的发展,深入分析了达斯的《宝贵的教训》、普列姆昌德的《服务院》和《圣洁的土地》、耶谢巴尔的《虚假的事实》、阿格叶耶的《江心洲》、巴拉蒂的《罪孽之神》、亚达夫的《整片天空》以及拉盖什的《幽闭的黑屋》八部经典印地语长篇小说。该书不仅通过小说研究赋予了历史研究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语境,还结合具体历史语境重新梳理了现代印地语文学的发展脉络,对印地语文学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含义提出了新的见解。从研究路径和研究对象来看,本书对如何深化印度研究和文学研究均有所启发。

锡克教是穆斯林政权统治印度时期外来的波斯—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本土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产物。十七八世纪,锡克教逐渐由和平传道的教派运动变为武装团体,其与莫卧儿帝国政权的关系亦由支持与扶持转向反抗与镇压。这种变化发生于莫卧儿帝国"王法"与"教法"博弈的大背景下,并非单纯的个人恩怨或教派冲突。锡克教见证并参与了莫卧儿政权由推崇保守教法的外来征服者集团变为推行开明宗教政策的本土化集权帝国,后重新转向保守并最终解体的过程。莫卧儿虽然继承并发展了苏丹国时期半世俗半宗教性质的"王法治国"政治传统,但受限于各方面条件没有将其进一步发展成适合多元帝国的现代国家意识形态。

泰戈尔的《格比尔百咏》英译本出版后反响巨大,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种外语。它为格比尔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不计其数的读者,更改变了格比尔研究的方向,推动了印度国内印地语学者接纳、认同格比尔在印度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该译本是泰戈尔在孟加拉年轻学者查克拉瓦蒂和英国作家安德希尔的帮助下,根据森的四卷本《格比尔》选译,其底本主要源自格比尔诗歌的西传本,继承发扬了格比尔文本传统动态发展的特点,更好地反映了格比尔诗歌在当时的流传演变情况。因此,泰戈尔《格比尔百咏》英译本成为了中世纪印地语诗人格比尔诗歌庞大文本传统中极具重要意义的一环。

《格比尔百咏》是泰戈尔翻译的中世纪印地语诗人格比尔诗歌集,也是泰戈尔唯一一部翻译他人诗歌的译著。泰戈尔对格比尔诗歌的选译是一个高度能动、富有创造性的过程,他强化了格比尔诗歌中对内在神爱的表述,弱化了格比尔诗歌对外在瑜伽修炼的推崇,并将格比尔置于印度神秘主义思想史叙事之中,帮助这位出身卑微的诗人在日后的印度思想史叙事中占据关键位置。因此,《格比尔百咏》实际上是泰戈尔以自己的神秘主义思想对格比尔的重新解读。该译作应被视为泰戈尔诗歌创作和宗教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堪称泰戈尔成名作《吉檀迦利》的姊妹篇。

中世纪北印度城市纺织工群体大规模皈依伊斯兰教对印度历史影响深远。自德里苏丹国建立以来,北印度穆斯林统治者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为城市纺织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城市纺织工群体不断扩大,吸纳了包括外来穆斯林、印穆混血后裔、印度本土纺织工和新加入纺织业的其他社会成员,形成朱拉哈纺织工群体。在穆斯林政权统治和苏非传道的双重影响下,其宗教生活中的非伊斯兰元素逐渐被剔除,由此衍变为现代南亚各国的"穆民·安萨里"。

我国的现代印度学学科发展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现代欧洲学术传统和中国现实需求三方面影响,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印度学知识生产体系。结合西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现实需求和机遇,印度学可以和藏学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推动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打造完整而富有地方特色的知识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