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印度多地爆发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抗议活动。抗议活动折射出印度国族建构在理念、制度和实践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在国大党的主导下,印度独立初形成了由国族理念、相关制度和可以主导民族主义话语权的强势执政党三者共同构成的国族建构体系,但是其中的政党因素存在不确定性。这次抗议中有两个典型案例——阿萨姆邦和沙欣巴格抗议。阿萨姆邦抗议体现出复燃的地区语言民族主义,沙欣巴格抗议则体现出两种印度民族主义的对抗。从二者的历史根源、直接诱因和核心诉求可以看出,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抗议之所以同时引发地区语言民族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两种民族主义政治动员,是因为印度人民党的强势执政进一步打破了已有国族建构框架的平衡,而新的平衡尚未完全形成。

瓦苏塔·达尔米亚的《虚构亦历史:现代北印度的长篇小说与城市》结合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60年代近百年间北印度城市生活的发展,深入分析了达斯的《宝贵的教训》、普列姆昌德的《服务院》和《圣洁的土地》、耶谢巴尔的《虚假的事实》、阿格叶耶的《江心洲》、巴拉蒂的《罪孽之神》、亚达夫的《整片天空》以及拉盖什的《幽闭的黑屋》八部经典印地语长篇小说。该书不仅通过小说研究赋予了历史研究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语境,还结合具体历史语境重新梳理了现代印地语文学的发展脉络,对印地语文学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含义提出了新的见解。从研究路径和研究对象来看,本书对如何深化印度研究和文学研究均有所启发。

锡克教是穆斯林政权统治印度时期外来的波斯—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本土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产物。十七八世纪,锡克教逐渐由和平传道的教派运动变为武装团体,其与莫卧儿帝国政权的关系亦由支持与扶持转向反抗与镇压。这种变化发生于莫卧儿帝国"王法"与"教法"博弈的大背景下,并非单纯的个人恩怨或教派冲突。锡克教见证并参与了莫卧儿政权由推崇保守教法的外来征服者集团变为推行开明宗教政策的本土化集权帝国,后重新转向保守并最终解体的过程。莫卧儿虽然继承并发展了苏丹国时期半世俗半宗教性质的"王法治国"政治传统,但受限于各方面条件没有将其进一步发展成适合多元帝国的现代国家意识形态。

泰戈尔的《格比尔百咏》英译本出版后反响巨大,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种外语。它为格比尔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不计其数的读者,更改变了格比尔研究的方向,推动了印度国内印地语学者接纳、认同格比尔在印度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该译本是泰戈尔在孟加拉年轻学者查克拉瓦蒂和英国作家安德希尔的帮助下,根据森的四卷本《格比尔》选译,其底本主要源自格比尔诗歌的西传本,继承发扬了格比尔文本传统动态发展的特点,更好地反映了格比尔诗歌在当时的流传演变情况。因此,泰戈尔《格比尔百咏》英译本成为了中世纪印地语诗人格比尔诗歌庞大文本传统中极具重要意义的一环。

《格比尔百咏》是泰戈尔翻译的中世纪印地语诗人格比尔诗歌集,也是泰戈尔唯一一部翻译他人诗歌的译著。泰戈尔对格比尔诗歌的选译是一个高度能动、富有创造性的过程,他强化了格比尔诗歌中对内在神爱的表述,弱化了格比尔诗歌对外在瑜伽修炼的推崇,并将格比尔置于印度神秘主义思想史叙事之中,帮助这位出身卑微的诗人在日后的印度思想史叙事中占据关键位置。因此,《格比尔百咏》实际上是泰戈尔以自己的神秘主义思想对格比尔的重新解读。该译作应被视为泰戈尔诗歌创作和宗教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堪称泰戈尔成名作《吉檀迦利》的姊妹篇。

中世纪北印度城市纺织工群体大规模皈依伊斯兰教对印度历史影响深远。自德里苏丹国建立以来,北印度穆斯林统治者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为城市纺织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城市纺织工群体不断扩大,吸纳了包括外来穆斯林、印穆混血后裔、印度本土纺织工和新加入纺织业的其他社会成员,形成朱拉哈纺织工群体。在穆斯林政权统治和苏非传道的双重影响下,其宗教生活中的非伊斯兰元素逐渐被剔除,由此衍变为现代南亚各国的"穆民·安萨里"。

我国的现代印度学学科发展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现代欧洲学术传统和中国现实需求三方面影响,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印度学知识生产体系。结合西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现实需求和机遇,印度学可以和藏学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推动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打造完整而富有地方特色的知识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