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前的1000年,中国创造了先进和灿烂的文明,但却在之后的150年沦落为非常贫困的国家.如今,在1979年实行市场经济转型后,中国再次崛起,成为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是什么推动了这些重大的改变?

本文分析了金融抑制产生的机制,发现政府发展战略是造成金融抑制背后的根本原因:为支持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政府通过金融抑制的方式来降低其生产成本。本文的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1)金融抑制导致穷人面对更高的贷款利率和更低的存款利率,造成金融市场的"机会不平等",使得穷人财富增长更慢,甚至陷入贫困陷阱。(2)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先富带动后富"的"滴落"机制将发生作用,收入分配格局会不断改善;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个体财富收敛速度将减慢,收入分配趋于恶化,甚至造成长期"两极分化"的态势。

传统的经验共识是,经济表现决定于金融深度而不是金融结构。近期部分研究指出,一国的相对禀赋结构决定其工业结构,金融结构在其本质上应服从基于工业结构之上的对金融服务的实际需求,最优的金融结构是能根据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有所调整的。一些论文也指出,随着经济体富裕程度增加,经济发展对银行业发展变化的敏感度降低,对股票市场发展变化的敏感度增大。此外,偏离最优金融结构的国家往往收入水平相对低下。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相对贫穷的国家,银行业的发展对一国的金融结构具有较强影响,尤其是在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市场,而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相对富裕国家的金融结构影响显著。各国行业层面的证据表明,银行业集中有利于中等收入国家依赖间接融资(银行)的产业发展,但不利于富裕国家依赖直接融资(资本市场)的产业发展。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体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银行(相对股票市场而言)的减贫作用更加显著。也有证据表明,受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政治和理念影响,一国的实际金融结构可能偏离其最优结构。

为了便利本国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政府必须制定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必由之路,也是摆脱当前危机的关键

8%增长是潜力,潜力的发挥还需要两方面的条件。第一,政策应该是真正挖掘潜力的政策,而不是赶超的政策。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未来20年中国为何能继续保持8%年增长6月22日我对中国未来作了一些论述,谈到未来20年中国具有保持年均增长

我们将从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着文化的复兴,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国文化是否可承载中国的现代化等问题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文化复兴的问题,并论证二十一世纪多极增长的世界格局里,将可能是各个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的世纪。

一、前言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处于世界顶峰.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到了19世纪中叶后,当亚非拉许多地方成为西方强权的殖民地或是势力范围时,中国也变成为一个贫穷、落后、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地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民族自决之声此起彼伏,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终于迎来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建国,自主发展的机会.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处于世界顶峰。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到了19世纪中叶后,当亚非拉许多地方成为西方强权的殖民地或是势力范围时,中国也变成为一个贫穷落后、割地、赔款、

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刚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时,结构主义的观点占主流,认为经济结构外生决定,强调市场失灵及政府在改变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于结构主义所主张的以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失败,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转而以华盛顿共识为主流,强调政府失灵,片面侧重市场的作用,并且忽视了对结构及其变迁问题的研究。本文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并倡导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以及政府、市场在此过程所起的作用,以弥补当前发展经济学的不足。

当全球经济在经受信心危机、结构性失衡和暗淡增长前景的时候,要看到十年后的发展进程需要精心构筑模型,而且光有远见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融合历史观念和当前驱动力-比如全球增长平衡向新兴世界的偏移-的多层面方法.

中国经济有望在未来20年继续保持较高增速,达到8%以上。按2008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1%,类似的比值,发生在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韩国以及1975年的中国台湾身上。而上述提到的国家和地区都在接下来的20年内迎来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51至1971年之间,日本经济增速达到9.2%,韩国在1977至1997年间的平均增速为7.6%,而中国台湾地区在1975至1995年间的平均增速则达到8.3%。

只要产能过剩情况不消除,经济危机的祸根就还会存在,怎么解决呢?从传统经济理论来讲,必须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政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启动需求。但是目前,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面临着两难选择。

在2010年,一个秘而不宣的经济秘密再次得到了大力证实:大多数国家都在有意无意地推动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其中不但有中国、新加坡、法国和巴西这些老面孔,还包括那些原本产业政策不甚清晰的国家,比如英国、德国、智利和美国。这一现象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产业政策其实就是为刺激某一项产业的经济活动或

本文构筑了一个两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施"休克疗法"转型后产量大幅下降以及产业结构深度重组的现象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解释。在转型前,政府采用扭曲性政策扶持重工业部门,新上台的政府试图采用"休克疗法"尽快取消这些扭曲性政策。结果是,失去政策扶持的重工业部门回报率下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从该部门流出,导致其他非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出现闲置和废弃,最终可能导致总产出下降。我们给出了"休克疗法"以后经济转型的数值模拟例子,结果表明,一个国家在转型之前的经济扭曲程度越高,其产出下降的幅度就越大;而且,在相同的扭曲程度下,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转型后的经济恢复速度会更快;另外,我们的模型也能预测转型后产业结构的大幅度调整。

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模型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对其经济制度的影响,为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各种经济制度扭曲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结果表明:经济制度扭曲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导致的产业结构扭曲。经济制度扭曲程度与该国发展战略偏离其适宜产业的程度呈正向关系。如果政府推行赶超战略,赶超产业规模越大,赶超产业的自生能力越差,则制度扭曲越严重,经济效率损失越大。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证明,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高的城乡工资差距。在静态框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单位资本吸纳的劳动力减少,城市就业水平降低;由于城市吸纳劳动力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增加,农村工资水平下降,城乡工资差距拉大;赶超程度越大,城市就业越少,城市化水平越低,城乡工资差距越大。在动态框架下,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降低资本积累率,导致更慢的城市化进程和更持久的城乡工资差距;赶超程度越大,城市化进程越慢,城乡工资差距缩小越慢。

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不仅保持着GDP年均9.8%的高速增长,同时也保持着社会的稳定,这与许多转型国家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

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根基还不牢靠.我认为,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危机的主要根源是在金融领域,金融危机爆发后,问题主要根源是在实体经济部门,实体经济部门产能过剩还相当普遍和严重.对于发达国家,即使有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刺激以及中国快速发展所创造的外部需求,但到2010年6月,发达国家的产能使用和工业生产比2008年还要低12个百分点.

2008年5月底,中国学者林毅夫飞抵华盛顿世界银行的总部,开始了其在世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及副行长的任期。他是第一位在世界银行担任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更是世行63年以来,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对于世界经济来说,这是风雨飘摇的一年;而对于林毅夫来说,这一年的感受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