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by Year: 2014>

本文对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发展变化进行国际比较,并通过这一指标,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地位的变化情况,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居民部门的收入和消费支出应该有比较明显的改善,由此形成较强的消费拉动,对其成为高收入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正>玻姆的全息宇宙理论对企业而言,启示在于要主动提升自己的组织维度,以己之文明提升整体文明。对组织的量子式思考从绝对时空到相对时空,不仅是物理学意义上的革命,更是人类认知模式的革命。康德认为,人类具有自主获取知识的认知框架,内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即时间和空间。换句话说,时空就像一个天然的加工器,一切经验都要经过其

<正>技术实际上是在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宽度,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如何与技术建立联系,并体会其中的乐趣。从尼古拉斯·卡尔的个人博客上得知,他的新书《玻璃箱:自动化与我们》将出版。这本书应该会秉承卡尔一贯的技术史融合思想史的叙述风格,可读性毋容置疑。从《IT doesn’t matter》(IT不再重要)到《The big switch》,再到《Shallow》(浅薄),卡尔一如既往地坚持IT批评者的角色,甚至还不小心扮演

保险理赔诉讼涉及投保方、保险公司、法院三方,到底是投保方欺诈,还是保险公司惜赔,法院判决具有客观公信力。对2000—2011年170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诉讼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投保方索赔金额远大于保险公司愿赔金额,法院判决金额介于索赔金额与愿赔金额之间,惜赔金额大于欺诈金额;投保方欺诈金额与索赔金额、保险费正相关,北京甚于外地,残疾甚于其他伤害,年龄61~70岁弱于其他年龄段,新法实施后弱于新法实施前;保险公司惜赔金额与愿赔金额负相关,但与保险金额正相关,北京弱于外地,地市分公司弱于区县支公司,死亡甚于其他伤害,中毒、溺水甚于其他事故,年龄51~60岁甚于其他年龄段,新法实施后甚于新法实施前。

我国历史上的多个重要"改革决定",作为国家一定时期的改革"总体规划",对于经济法的理论共识和制度共识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依循"关系——体制——制度"的线索,不仅有助于发现历次重要"改革决定"对经济法共识形成的影响路径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还有助于揭示历次"改革决定"自身的逻辑主线和经济法制度形成的基本逻辑,从而有助于推进经济法理论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十八大召开后,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望都很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很多决定,比如"单独二胎"政策、户口制度改革等等,会影响千千万万的家庭,改变中国未来的社会和经济格局。其中不少决定是超过预期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充分表明党中央对于改革的重视。第二,设立了改革时间表,明确规定2020年完成改革任务。第三,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如果公报提出的改革任务都能实现,到2020年我国经济结构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制造业在就业

通过分析北京市大学生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大学生对传统媒介和数字媒介公信力的评价无显著差异,但在具体评价维度上,大学生认为数字媒介信息量更大、反映群众意见更加充分、揭露坏人坏事更加有力;在新闻类型方面,大学生更倾向于相信传统媒介上的经济、文教和科技新闻;对于政治、社会、娱乐新闻等,则更倾向于相信数字媒介上的报道。同时,从受众角度分析媒介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媒介公信力评价没有显著影响,但媒介使用情况对传统媒介公信力评价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对不同媒介公信力的评价与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态度显著相关。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进入新起点。中国经济在总量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在人均水平上自下中等收入跨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相应地,中国面临的发展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供给方面,要素成本低的竞争优势已逐渐减弱;在需求方面,需求旺盛已逐渐变为需求疲软。如何适应新变化,保持经济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深化经济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内容等同于农民可以随便处置其土地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产权和用途一定要分开,即使农民有了这个产权,也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随便把农地转换成非农用地。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对土地进行任何用途管制的。这是为了保护耕地,不强调这一点,建设用地就很难定义,否则的话,农民可能会在承包地上随便建房,过了几年就变成建设用

<正>2013年11月30日,第八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改革、新发展:理论与现实的思考",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时代风采征评活动组委会联合举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协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杜丽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华春副教授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冯华教授主持会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贸

新泉整训为统一红四军内部特别是领导层的思想认识,进而为古田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使它彪炳史册。新泉整训给了我们这样几个重要的历史启示: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不仅要重视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更重要的要做好思想建设,把党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坚实的基础上;只有思想一致,才能实现政治一致、步调一致;在党和军队的建设过程中,要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这是保持党的领导正确性的重要保证,也是党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党内的意见分歧和党内矛盾,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团结同志,目的是为了推进党的事业。

<正>大数据新闻意味着一种新闻理念的进步。除了获取谈资之外,我们需要更多的干预或者参与的力量。2013年,我们在创作有关大数据的纪录片时采访了斯坦福大学的多媒体和信息设计专家Geoff McGhee。他曾经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后来专注于数

马戎教授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主张,主要建立在两个方面的理据上:第一,"民族"和"族群"是两种不同的认同群体,需要区别加以对待;第二,"文化化"和"政治化"这两种引导族群关系的政策导向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前者有利于"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后者则相反。对于这两个方面的论据,批评者们都提出了明确的反驳意见。本文作者认为,马戎关于"民族"和"族群"是两种不同认同群体的看法应该得到认可,但其提出的"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看法则有可待商榷之处;"族群"问题不应该也确实难以"去政治化";"族群"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是"多元"和"一体"之间的关系。

对于媒体人的痛苦与救赎,胡泳常用的比喻是:"铁匠在啤酒中洒下眼泪,悲叹自己没有办法在铁路时代卖马蹄,但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马蹄更受欢迎。那些学习变成机械师的铁匠才会保住自己的饭碗。"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传统的媒体人来讲,一支笔似乎还有神奇的力量;当众声喧哗的时代到来,新媒体开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传统媒体的工作者对此充满了惶惑与焦虑。在大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从原子世界向比特世界迁移的路上,业余爱好者自己制作内容互相传播,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于是个人化双向沟通便代替了由上而下的大众传播。

<正>面对网络化的个人主义者,企业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营造社区、发放比特来出售原子。网络化的个人主义网络是由三个关键成分构成的,它们自古以来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然而却在最近的几十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个出现的网络元素是紧密联系。紧密联系由我们与周边的人的强联系构成。紧密联系对于我们的情感幸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仅有紧密联系却是远远不够的。一个违背本能的现实情形是,如果我们过度地依赖紧密联系,甚至具有某种危险性。那些完全或主要依赖于紧密联系的人往往是孤立的,他们不了解很多有价

中国未来30年应该建立这样一种目标,具体来讲我觉得经济上进一步自由化、市场化。政府大量的权力应该废除,就是说把政府局限在公权的范围内,不应该侵害私权。我们要实行的变革阻力在哪?大家普遍认为是既得利益阻挠,但历史上好多伟大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领导的。既得利

"任何体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前25年和现在最大的区别,不是没有改革阻力,不是现在的阻力比那时强,而是那时改革动力比现在要强得多。"我们要实行变革的阻力在哪?大家普遍认为是既得利益的阻挠,但我这两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好多伟大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那改革就没希望了。马克思不是无产阶级,他的岳父是贵族,小舅子当部长。马克思过的生活也不是无产阶级,他在英国生活,那时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