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总结了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的几个主要原因,并对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不均衡的现状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本文发现,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大大快于常住人口数量的增长,这在一些沿海省份尤为明显,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动机,以及为农民工提供福利和保障的巨大财政压力。本文提出了在十二五期间提升城市化水平的一些政策应对,包括加速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城镇新增就业、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主动改革土地制度、并创新行政区划管理体制等。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依据国际标准的享乐主义工资模型,对我国人口的生命统计学价值进行估算,并对城乡之间及东西部地域之间的生命价值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行业的工伤死亡风险对工资率具有显著影响,由此计算得出的我国劳动力生命价值约为181万元人民币(按2000年美元折合约19万美元),远远高于之前国内外文献中的估计。同时,本文的结果还显示出我国城镇与农村人口在生命价值上的差异高达4.3倍,反映出我国城乡之间收入的严重失衡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本文是在文献中首次运用全国性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生命价值进行估算的研究,并且在模型设计方面进行了多种改进,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人身伤亡赔偿法规的改革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设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市场化改革可以减少寻租空间,从而降低腐败等违法案件的发生。我国国有土地出让所经历的市场化改革,为验证上述结论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本文利用2003—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的土地出让方式对土地违法案件的影响。我们发现,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协议出让和挂牌出让方式会对违法案件的数量和涉案面积构成正向的影响,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招标和拍卖出让方式则有助于遏制土地违法案件的发生。分地区的比较显示,东部地区的土地违法案件受市场化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然,这可能源于各地区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程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