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当前中国对外贸易的人不知道想过没有,为什么“亚洲四小龙”的国际贸易发展得很快,而中国大陆的对外贸易却一直是相当落后的?为什么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总是不理想,甚至某些年份的逆差还比较大?为什么在世界市场上,中国的产品总是不受重视,而日本的、南朝鲜的,台湾的、香港的产品却那么行销?现在,连泰国的外贸也赶上来了,它的产品也打开销路了。这一切不能不令我们深思。究竟我们对外贸易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外贸体制改革的关键究竟是什么?在此,我想就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思路发表一些看法。

本文分析了战后日本价格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认为战后日本的价格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主要是因为在日本建立了自由企业制度,这种制度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充分的活力,并导致了50年代日本经济的复兴和以后的持续发展。根据这种看法,作者认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企业制度的改革为主线,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使政权与所有权分开,政府与企业分开,从而明确财产关系.使企业成为既有利益约束又有预算约束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作者指出,价格改革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建立和发展之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不久前,我应香港大学经济系的邀请去讲学,在港期间,经济导报社的陈可焜先生来看我,并把我于1952年7月发表于《经济导报》的文章《波兰经济的新面貌》影印件交给了我。这篇一万字的文章是我在经济学方面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我是北京大学经济系一年级学生。相隔37年,重读之后,我对陈可焜先生说:那时候,我们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很容易的,不懂得体制问题的重要性,我们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想象得太简单了!我的那篇文章是赞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国有制的,认定这是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使国家繁荣昌盛的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在上大学期间,我曾受到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学说的影响。兰格尽管对计划经济的实现方式有一些补充意见,但对于国有制,则是维护的。我接受了兰格的许多观点,可以说,从那时起,直到"文革"期间,我对国有制的看法始终没有改变。

文章对供求不均衡条件下的两种调节方式——数量调节与价格调节——进行了系统分析,论述了这两种调节与市场调节、政府调节的关系,两种调节相互渗透关系以及两种调节措施各种不同配合的效应。

要了解当前我国农业的特点,必须先了解农产品供求与农产品市场的现状.而要了解这些,又必须从我国当前经济非均衡状态着手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判明当前我国农业问题的关键所在,并找出适合国情的振兴农业的基本途径.

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有效益的投资主体)都是企业。制定经济增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时,应把企业作为具有独立利益和接受利益约束的主体看待。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是各个不同部门之间投入比例、产出比例及部门内投入产出比例的变化。企业成为利益主体时,既从投入产出方面,

记得七年前,我作过一篇题为:《经济学工作者的拓荒能力》的报告。我是这样说的:不进行独立思考的经济学工作者可能永远发现不了客观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更可能的是,他永远提不出对于所发现的问题的新解释,所以可以断言,一个不勤于独立思考和不善于独立思考的经济学工作者是缺乏拓荒能力的经济学工作者,他至多只能重复前人说过的东西,跟着前人一步一步缓慢地移动,他不可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我希望新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中,将来涌现出较多的经济学拓荒者,他们能提出新观点,建立新体系,开辟新领城,发展新的分支学科,走出一条经济学研究的新路!如果我们用拓荒者的标准来衡量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学家,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经济学拓荒者的历史,或者说,就是一部经济学工作者在经济学领域

国内资金缺口与资金潜力并存,关键在于如何挖掘资金潜力。北大教授厉以宁提对策:

由王慰庭同志主编的《商业知识大全》一书的出版,对我国商业工作者和商业经济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喜讯。这部依靠集体的智惠和力量编写而成的大型工具书,观点新颖,内容丰富,文字简练,特别是能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对于经济生活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了解释,从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随,可以成为商业工作者的好顾问、消费者的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