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镇化本身来说,城镇化可以扩大投资和消费,更重要的是,要破除城乡不同的待遇、不同的权利,让城乡都能够处在一个权力平等的地位。"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城镇化建设,但城镇化重要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项建设,而是一场改革。中国的经济有它的特殊性,我们经常叫做"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结构"。其实,这个叫法欠妥当,因为二元结构从古就有。比如清末民初时山东人移民到东北去,无论从水路或陆路到了东北就是自由的天地了,山东的农民到东北可以做任何事情,山东的城里

近些日子,媒体和民众对红利的议论比较多。所谓红利,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发展优势,以及利用这种发展优势所带来的好处。对此,我们不仅要有清醒认识,更需要有实际行动,通过形成共识进而推动实践,使优势产生最大的红利。无论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还是改革红利(或称体制红利、制度红利),都是发展优势及其运用所带来的结果。红利既会产生,也会消失。红利的消失,

市场也不是万能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理论上有两个重大突破。第一,明确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有利于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通过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来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第二,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的好处,一是法人治理结构在混合所有制下硬容易健全、完善和发挥作用;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民间资本可以源源不断地进入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资本量不断增加。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改革国有资本配置机制,按照法人治理结构进行管理。企业家的使命是创新和转型

有眼光、有抱负的企业,要让利润率增长,就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合适的制度环境是创新和创业的必要前提。目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出路在于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在技术创新中,制造业企业之间应采取多种合作形式,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打造中国品牌。

中国的双重转型是指:这种转型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可能是双重转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段。中国城镇化唯有走适合国情的道路,才能实现城乡居民无身份差距和权利平等的目标传统城市化与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

传统城镇化最后带来的是"城市病",带来了城市中的"反城市化"倾向。中国的城镇化具有发展转型与体制新型双重转型的特征,因此城市化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要破除实施已长达50年的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今后,中国要走新型城镇化之路,要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采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的模式。也就是说,农民不仅要进入老城区、新城区,还要进入以新农村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新社区。只要公共服务到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新农村就可以由村的管理变为社区管理

全国一窝蜂城镇化,城镇化的资金从哪里来?假定出现产能过剩,大量的金融债务怎么还?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一直在推行,但与我们的目标模式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就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改革而言,我们究竟应当首先抓哪些方面的改革呢?我认为,以下四大改革,应当是具有关键意义的.首先,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可以带来最大红利的大事.计划体制当初建立时,有两大支柱:一是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二元体制.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城乡被人

关于国家经济发展优势的创造,我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论述。

传统城市化与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传统城市化是先进行工业化的发达市场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当时,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缺乏统筹安排,也没有科学的城市规模概念,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未被城市领导层所考虑。等到发现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时,已为时过晚,要改变城市现状已经不易。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即使认识到城市化的弊病,想避免,但需要大笔公共投资,往往力所不及。结果,无论在先工业化和先城市化的国家还是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发生了所谓的"城市病",

9月26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作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的学术演讲,就结构调整、宏观调控、土地确权、收入分配、城镇化、国资改革、民企转型、中等收入陷阱等八个问题展开全面阐述。

以往我们只是关注GDP的外部数量特征,而对其内在结构状况则重视不够,其实GDP的结构比GDP的数量更有认识意义。

中国不能走西方城镇化道路,必须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中国未来的城镇化由三部分组成: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西方城镇化道路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叫城镇化,叫城市化,它的城市化是和工业化同步进行的,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过程,它的城市化也就进展到了一定程度,但这个过程给他们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城市拥挤,贫民窟、棚户区到处见,城市环境日益恶化;第二个,城里人不高兴了,生活质量下

改革走到现在30周年,中国的改革什么最重要呢,根据前30年的经验,标明了中国改革最重要的产权问题。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祖传的房子没有产权,农民自己盖的房子不管盖的多高,也是没有产权。农村的产权是虚的,这个农村改革必须新一轮启动,就是股权授权。我在经济委会调研组在杭州、嘉兴、湖州3个市进行土地授权的调查,那边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农民最满意的地方在哪里?别人不能来圈占我的土地,不能任意拆迁我的房子。另外土地流转就有了基础,土地授权以后进行

城镇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能片面追求城镇化率.如果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欧美水平,将意味着13亿人口中至少有9亿人要进城.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需要通过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社会保障一体化、公共服务到位.城乡差别缩小了,未来的农民可以自己选择居住在城镇还是农村.通过一系列调研发现,中国的城镇化应具体包括三部分:其一是城市老城区改造,通过工厂外迁形成商业区、服务区;其二是工业新区,通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将成为未来的新经济增长点;其三是农村新社区,指靠近城镇的农村社区建设.这样做,才不会重复西方的老路,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总在不断扩大,这个趋势到现在还没有停下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巨大障碍。要切实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先弄清楚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何在?

对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以初次分配作为重点;另一种意见认为,应以二次分配作为重点。我的意见是,应以初次分配为重点,二次分配也重要,但首先是初次分配。一、初次分配不公平的根源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社会和谐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国外唱衰中国,之所不符合实际,因为他们对中国有偏见。”

资本的力量不是看资本本身的数量多少,而是看资本所控制的数量有多少。1000亿的投资,如果100%国有,那么国有资本控制的是1000亿,如果50%国有,则国有资本能控制的是2000亿。我们的制度创新带来了制度红利。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制度红利。社会和谐红利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实现的,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逐渐得到社会和谐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