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余三定早就熟识,余三定的新著《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选择在我们北京大学中文举行专题研讨会,展开对该书的选题意义、主要学术成就和特点、研究方法上的启示意义等方面进行讨论,并对当下学术状及热点问题各抒己见,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出差回来刚下飞机就直接赶来会场参加研讨。借此机会,我想根据对新时期学术发展的观察,并联系自身学术实践,就中国学术研究到了转型阶段这一命题谈谈看法。

个体在多民族地区共同生活的经历与文学的地域考察,能够帮助理解多民族中国的文学.多民族文学教育应回到文学产生的原初情境,同时注重汉语言文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二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从融和、发展的角度,既强调个性,也强调发展.

谈不上评议,也就是大家讨论罢了.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对于我而言,已经有些陌生了.自从20年前,我和新建共同撰写了《中国傩文化》后,我就到北京学习工作去了,没有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今天看到周围的朋友都成为此一领域资深的专家,觉得自己越来越边缘化了.人呆在国家文化中心,

如果我们把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即1949年以前,可以算是所谓非学科化阶段,而后一个阶段即1978年至今,自然就是学科化的阶段了。有意思的是,清华与北大在这两个时期中扮演的角色有着明显的区分,但都对这一学科在中国的萌生、成长、复兴和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清华的情况已有专论,我这里就主要介绍一下北大的情形。1949年前,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无疑肇始于清华学者的研究贡献,譬如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瑞恰慈和后来的钱锺书等人。不过这一时期北大的学者也积极展开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当时任教北

钱锺书以其一生著述实践,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文艺研究方法论主张,这种思想上承中国古代“游于艺”的治学传统,下启中国学术研究的现代理论探索,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略举其著述中现象认知的同异关系辩证方法和“求打通”的学术论述逻辑要旨,力图由此呈现钱锺书治学的内在严谨逻辑结构和自觉超越二元对立的方法论思想,从而强调钱锺书学术遗产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文艺研究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