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招生制度改革： 改变应试教育的第一切入点
记者：您还在学校招生委员会、学校自主招生专家委员会担任重要工作，在北大的新生选拔与招生改革上，做了不少努力，获得过北大招生30年特别贡献奖。特别是2010年，您和十一位教授联名倡议招生制度改革，反响很大。您能否详细阐述一下高校招生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陈老师：不客气地说，我们目前招生遇到的问题严重程度，已足以构成对整个高等教育的本体损害。比如愈演愈烈的生源大战，使得高校不是去招学生，而是在求高分学生，后者往往待价而沽。高校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游说、抢夺所谓“优秀生源”。高校往往要许诺奖学金、专业选择便利、出国培养经历等等条件，而中学与家长也拿孩子的成绩与高校谈判，以获取最大的利益。事实上，如果一个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多了，对他们的声誉与利益都有极大的好处，所以中学就会利用高分学生，特别是“高考状元”来作文章。比如中学会说，“好学生”可以给你，但要搭配几个差一点的学生，还有大学夏令营、冬令营等与自主招生有关的名额也要增加。这样招学生如同买学生，学生成了商品。这加剧了“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而高校也只能按高考分数划线，无法选择真正符合自己培养理念的优秀学生。
随之而起的是，高校为了鼓励招生业绩，设置了各种招生指标，也助长了招生中的不正之风。每年统计的招生成绩指标，一是高分学生，“状元”的数量，一个是最低录取分数线。如果北大录取分数线低于清华、招的“状元”少，就可能影响下一年的录取。因为社会对教育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比如很多人就是认为北大文科强，清华理科强。实际上北大文理都是首屈一指的，但人们不明白理科与工科的差别，这种观念我们做了无数次宣传都改变不过来。
我们现在有自主招生、校长推荐等制度，对人才选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个制度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中学，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两套招生制度并行，大大增加了招生工作量与成本，所以我们此前提出的招生制度整体改革思路是充分考虑了教育规律、公平、效率、成本等各种因素的最佳方案。
从我十年的高招经验来说，目前裸考高考分数最高的学生往往不见得是最好的，因为最好的学生往往没有走高考这条路，而是通过竞赛，保送，自主选拔先就被选拔了。事实上所谓“高考状元”进大学后的表现不少也不是理想的学科苗子，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特别优秀的学生都有自己明确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学习思路，在强调平衡发展分数第一的应试教育上不可能是表现最好的。现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在风气的影响下，也不得不尽其可能招揽所谓状元考生，但实际招到的往往并不是最适合自身培养理念的学生，这对大学和学生本人都是一种伤害，这是在人才成本、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上非常不合算的事情。
记者：您所参与起草的教授改革建议很好，现在两三年过去了，这个建议有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的认真考虑？
陈老师：我们联名上书所提出的一系列办法是久经考虑的结果。中国目前人才培养的问题非常突出，比如功利主义盛行、压抑个性、中小学教育与高等教育脱节等等，但高考考试制度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因为这涉及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利益冲突。我们是试图使录取制度发生变化，以弥补目前考试制度的缺陷，并慢慢引导整个教育观念向良性方向发展。招生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把招生变成大学教授的工作，而不是单单行政人员的工作，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一个学生的发展潜力。像国外和港台的大学那样，让教授们去直接面对学生选拔人才，提高招生工作面试的比重，比如高考占百分之七十，面试占百分之三十，真正把适合一个学校专业培养，有相关能力、兴趣的考生选拔出来。这至少在“985”和“211”范围的学校有条件能够做到。为了保证其中的公平性，我们设计了省际回避、临时通知、快速面试等一系列的措施，再加上教授自身的学术良知，我相信这个制度设计可以做到最大限度地防范腐败。我们的自主招生面试占很大比重，已实施了很多年，而有效投诉是零，反过来倒是普通招生的投诉居高不下，这也说明科学严格面试的方法其实可以做得更为公正合理，关键是要求有好的制度和程序设计。
但由于长期以来，社会上认为分数才是公平的，并在社会诚信普遍缺失的情况下，我们提出的改革方案难以得到理性的对待。其实，目前的高考制度很难说是公平的，因为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大城市少数所谓“好学校”，各种为应试教育而设的培训班也只有相对富贵的家庭才能承担，这样的话必然导致“寒门子弟”更加希望渺茫，社会阶层流动更加困难，从而引起新的教育问题，乃至社会问题。
另外我在招生工作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学生学习的知识模式化严重，有天分的学生越来越难以脱颖而出。每年我们招生专家去见学生，想招那些有个性、有创新意识的学生，但是的确很少，而且这些来北大面试的学生都是宝塔尖上的。原因在于我们教育制度是单一模式化的，这导致学生思维模式化，分析问题都是千篇一律的正反两面和肤浅的辩证。做题很行，创新能力很差；接受知识的能力很强，但批判性思维很差；做理论分析洋洋洒洒，但拿到案例就失败，面对问题的实践能力比较差。高考招生制度再不改革，教育会越来越平庸化。
记者：您觉得您所提出的改革思路在实施上可能遇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
陈老师：这个事情北大是重视的。那次公开信发出后，像广东省、云南省一些高校的招办也都支持。但是中国的高考已经几十年了，教育管理部门有两个怕，一是怕带来一定的社会不稳定，现在管理上的基本思路是求稳，所以很难有大的动作。二是骨子里怕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因为某种程度上说，招生已经变成一种准产业，有各种人事和经济的利益在其中，高校招生部门和地方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现在的高考制度已把考生、家长到中学、大学几乎都绑定到一起了，如果松绑，还要经历一个文化的、民众的、管理人员的认识与接受的过程。
记者：好的，采访耽误了您很多时间，再次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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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13－4－17下午4：00－5：30，5－14下午5：00－6：00
录音整理：胡士颍
文字编辑：胡士颍，郭九苓，陈跃红
定稿时间：2013年 7月18 日，经陈跃红教授审定。
附：陈跃红教授简介
陈跃红，男，1954年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人文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大招生委员会委员，北大自主招生专家组成员，本科教育改革战略研究小组召集人。先后担任韩国国立忠南大学交换教授，台湾实践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大学、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等。荷兰莱顿大学博士候选人（1999-至今，导师为 W·L·Edema教授，现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1991，导师为乐黛云教授）；贵州大学文学学士（1982）。
著有《比较诗学导论》、《欧洲田野笔记》、《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合著）、《中国傩文化》（合著）、《现状与构想》（合著）等。
主要讲授课程有比较文学概论（本科）、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经典著作选讲，比较诗学、比较诗学经典导读、二十世纪欧美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高级汉语写作（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