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陈跃红教授是一位非常有实干精神的学者，他精力充沛、思维敏锐，具有多学科的现代学术思想与眼光。陈教授做事讲究方法与策略，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能克服各种困难，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在学术研究、教学、管理工作上都游刃有余，卓有建树。陈教授现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他在大学教育的许多关键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与思考，对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向与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深刻的理解，他的意见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
一、我的学术之路：向着梦想前进
记者：陈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是1977年上的大学，77级大学生很多都有自己传奇的经历。您能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求学过程吗?
陈老师：我刚考上初中就因为文化大革命停课了,后来复课有一搭没一搭地学了几天初中的课程，成天学工学农大批判，1970年就参加了工作，到铁矿当矿工。两年以后，推荐到广西冶专（今天的桂林理工大学），学习金属矿找矿勘探专业。二十岁毕业后到地质队工作，后来调到机关搞宣传，做团委领导等等，二十四岁时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进入77级学中文，毕业后在贵州教育学院工作。三十四岁，考到北大中文系，师从乐黛云先生读比较文学硕士，毕业后留校。先后在香港、荷兰、台湾、韩国、等地访学或者教书，也在欧洲访问学习过，曾经在荷兰莱顿大学注册读博士，可是没读完就回国了。之前还做过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做了九年的中文系副系主任，现在是中文系系主任。
记者：您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曲折，也有些“不可思议”。从一个初中没读完的矿工，一个工矿企业的技术人员，到中国顶级人文学科的教授、系主任，是何种信念支持您跨越必然存在的巨大障碍？
陈老师：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一个人认准了的事情，只要一息尚存，便要全力去实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的作文被老师在全班朗读，当众表扬了一番。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里就种下了从事文学的理想，并且以后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此后多少年，无论我身处何时何地何位，我都没有忘记文学和写作，即使后来当了企业技术员和领导干部也一样。我无论是写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最终进入文学学术研究的道路，都与童年那个最初的理想有关。在一路奋斗的过程中我放弃了很多东西，比如所谓权力、地位。这条道路对我来说虽然很长、很难，但我从未动摇过。
记者：那您是如何读书、学习的？
陈老师：我很早就开始广泛地阅读，小学二年级已经在稀里糊涂地读长篇小说了，二年级下半年开始看巴金主编的《收获》。三年级，我就借学雷锋帮助工厂工会图书室整理图书的机会。与管图书室的老伯混熟了，可以随时蹭书看，从此“读书、读杂志”就成了我最大的爱好和习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当时流行的《山乡巨变》、《苦菜花》、《红岩》、《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我都读过了。我小时候不太喜欢和其他小朋友玩，就喜欢读书。因为小小年级就喜欢并读了很多书，当时还在我们那儿的“三乡五里”小有名气呢。
初中停课以后，我十六岁离开家乡参加工作，但无论到哪里我都带着书。那时候书很少，如果发现一本“好书”，真得是欣喜若狂，一定想办法买下来。同时我工作也做得不错，经常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这样就有一些到上级单位所在的大城市开会的机会，我抽空就到新华书店，用微薄的工资买一些书回来。记得在桂林广西冶专读书时，暑期同学都到处游山玩水或回家，而我最兴奋的事情是无意中借到了学校图书馆的《鲁迅全集》，前后两个暑期，把《鲁迅全集》包括日记都读完了。广西冶专对我来说是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我通过读书明白了很多当时年轻人不知道的知识、历史、人物和道理，接触了报纸、电台中没有的思想，看问题的视角、方法也太不一样了。这种感觉是很美妙的，那时候我常有一种见识、思想上的“优越感”，譬如知道鲁迅和文革中被批判的瞿秋白关系不错，知道鲁迅一度不喜欢左联的领导等等，这就是读书、学问给人带来的乐趣，也激励我向更广阔的知识天地迈进。
记者：您后来怎么走上学术道路的？
陈老师：我们那个时代其实没有太多选择，从冶专毕业之后我就去“专业对口”的地质队工作，先做野外地质调查和钻井队的技术工作，后来因为“能写”和有组织能力，很快担任了贵州冶金勘探公司第一地质队的团委领导工作。我记得1977年秋季，有一次到省城共青团省委去开团代会，有人告诉我说现在可以考大学了。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有通过上大学改变生活处境的压力，但我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去我们地质大队的图书馆把所有能借到的世界史、中国史、文学作品、地理等书籍都借过来，白天工作，晚上看书复习。我高考好像考了我们那个地区的第八名，顺利地进入了贵州大学。大学四年我也是专心致致地学习，在“高手云集”的77级同学中名列年级第一。之后，我又到贵州教育学院工作，并担任了系领导职务，处级干部，进入了所谓的“第三梯队”，有很多通常意义上的“做官机会”，但我还是觉得有很多不足，于是就继续考研究生到北大学习，跟乐黛云先生学习比较文学。留校任教一段后，我对这个学科的国际化要求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于是在出国教学、访学的同时师从多位国际学者学习。我的硕士导师乐黛云教授是国内著名的比较文学和现代文学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学习的指导老师安东尼•塔特罗是前国际布莱希特学会主席；在荷兰莱顿大学的指导老师伊维德教授在荷兰就很有名，后来做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和东亚系主任。这些学习都使我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思路日渐成熟。
记者：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难得：您不但有坚定不移的学术追求，而且有极为出色的处理各种事务的行动能力。您曾长期担任中文系副系主任的职务，有丰富的经验与长期的思考，现在您负责中文系的全面工作，有什么设想或计划？
陈老师：我的态度是，一件事既然做了，就要全力以赴，做到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做到最好。我认为，一个人光有爱好不够，要做到把爱好、兴趣转化成职业的使命，再把使命变成工作的动力，这样才有可能有所成就。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人文修养、理工科技术知识都可以跨学科地转化为工作上的优势。丰厚的知识储备对任何工作都是有帮助的，各种实际工作经验对学术研究也都会有所启发，关键是看你以何种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一代人都不容易，很多人觉得我们这种人能吃苦，其实我倒没觉得多苦，努力的过程和结果是相互促进的，追求理想的过程也经常是快乐的，关键是你是否真的以此为嗜好，喜欢上了瘾，你就不会计较苦不苦了，你听说过熬夜打麻将的人叫苦吗？从来没有。
我现在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把北大中文系的百年品牌进一步发扬光大。不仅是在国内学科评估中要拿第一，更要使北大中文系真正成为国际中文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一面高端平台和引领性的学科院系。如果我不做管理工作，学术上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会多出些书，经济上也有许多机会，但我觉得能为北大中文系乃至北大教育的整体发展做点事情，更有价值和成就感。
记者：具体您打算如何推进中文系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
陈老师：对教育与学术而言，离开国情和校情搞“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思路是要不得的，管理者要如春风化雨，把大地本身的生机激发出来，也就是首先要设法把现有队伍的潜力激发出来。人文学科的管理要讲究精细和认真坚持的执行力，“细节决定成败”是管理者时刻要牢记的座右铭。人家对我有一个半带调侃的评价，说我做事穿钉鞋，还要拄拐杖，一切求稳求细。最简单的通知会议，开会前我一定让办公室再通知一遍。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会一个一个打电话落实。再比如教师治学，民主管理是好事情，但大家意见不一致，争论不休怎么办？你绝不可硬上，要寻求多数共识，否则宁可暂放一段。要做大量的工作，反复与老师沟通，以达到多数共识，提高工作效率。
另外，中文系未来的发展我认为一定要有现代学术、跨学科和国际的眼光。这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和思路上。比如现在国际交流很多，但都是人自为战，老师个人出去交流，影响就有限。我现在经常组织老师以多学科团队的形式出国交流，整体展现我们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水准，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提升。我最近带着7个教研室的十八位老师，到威尼斯去开一个双方共同主办的国际会议。因为我们阵容庞大、学科整齐，对方就很重视，结果威尼斯市长、威尼斯大学的校长、我们国家驻意大利北区的总领事都来出席会议并致辞，而且英文和中文都被作为会议的主要语言，与会的学者们顿时感到一种主体性和交流的自在感。
记者：现在学校及院系的领导都忙得不可开交，很难有时间系统性地思考一些问题或筹划实施工作的细节。这对教育的发展其实是极为不利的。
陈老师：现在的问题是，“底下一根针，上面千条线”，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情找你，教务部开会，研究生院开会，人事部开会，然后规划部、房产部、留学生办、校办，工会，基金会等都来找你，都说很重要。关键是行政职责不明确，他们没有区分哪些工作要找哪些人，总以为一把手出席就是重视，结果就造成了院系领导穷于应付。院系领导每天应付各种日常事务，而没有时间思考这个院系最重要的学科发展问题、科研问题、还有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这种状况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学校是否真下决心，欧美大学里就没这么忙乱，因为他们一年的日历都把各项工作安排出来了，除了哪天上课考试以外，哪天要开什么会都是清楚的。我们没有这种计划性，比如我作为一个系主任，我不敢安排下学期干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校长、书记、教务部、研究生院找我，甚至有人邀请我下周三去做一场讲座，我都不敢答应，因为不知道临时会有什么事情。还有像你这次来采访，我几乎半个小时前才能最后与你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