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by Type: Miscellaneous

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是什么呢?"道"是指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目标、准则及方法.学问究竟怎么学?怎么问?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博学"后要怎样思考才能做到"不罔"?这就是"审问"的功夫."审问"时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学习理论时,首先要看这个理论内部的逻辑是否自洽,不能只满足于新奇的观点.即使一些观点很新,但是,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展望2006年的宏观经济,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高度重视.通赁紧缩可能再度出现,我国从1998年开始的那一轮通货紧缩背后的原因是生产能力全面过剩,2003,2004,2005年我国经济从物价指数来看走出了通缩,但这只是源于粮食价格上涨带动了食品,饮料价格上涨,房地产,汽车,建材等少数几个部门的投资过热导致建材,能源价格上涨的表面结果.实际上,绝大多数工业制造业部门的价格指数依旧延续着1998年以来的下跌趋势,表明着绝大多数部门生产能力过剩的困境并未消除.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运用对应分析方法,建立相关计量模型,分析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不同职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别.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位居前列的优势社会阶层,其子女接受的教育层次主要为高等教育;而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均处劣势的社会阶层的子女接受的主要是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另外,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明显大于家庭经济资本,而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中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略大于家庭经济资本.

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壮大起来的企业,很多都是由家族成员由小到大发展而成.家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管理,在企业初创时的确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基于共同的目标和相互之间的了解,容易在决策时快速地达成一致.但是,企业越做越大,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特别是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家族成员之间就容易产生对企业的控制权和财富之争,到这个时候,有些企业就想到了要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界,很多人都认为家族化管理与现代企业制度是对立的.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国内外,不乏很多做得很大的家族化企业,既然家族化企业能做得很好,又何必一定要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呢.

从今年上半年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大体上是平稳的.何以见得是平稳的呢?第一,经济增长率还是比较高,第二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消费品价格虽然有升有降,但是幅度都不大.不过,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其一,投资仍然比较多,比较旺;其二,货币信贷量比较大.正因为如此,发改委最近准备清理在建项目,银行也在收缩信贷.这是值得注意的迹象.当前中国宏观调控主旋律究竟是什么?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既不能说是防止通货膨胀,也不能说是防止通货紧缩.当前宏观调控的主旋律仍然是调整.防止信贷的增长同样是为了结构能协调,而不至于产生严重的结构失调现象.

能够领导产业并进行产业重组的企业,我们称寿产业领袖,无非是靠三大原因:一是核心技术,二是品牌,三是供应链管理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为中国企业担忧.我们有不少世界级的富人,也有一些从资产上堪称世界级的大企业,但在这三个方面都没有做出来.

存在于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层面的文化是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是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教学的内容或范围;存在于社会交际规约等方面中的文化属于文化知识,是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知识教学的重要内容或范围.文化因素教学和文化知识教学是相关但不相同的两种文化教学,其最终目标虽然都是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但所承担的具体任务和教学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式都是不同的.

2005年6月11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美新市场经济论坛上,厉以宁先生第一次提出"新京商"概念.同年6月27日《北京日报》全文刊登了厉以宁先生的发言:"北京需要''''新京商''''."今年1月8日,在北京市团市委、北京青年企业家协会和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首届''''新京商''''高峰论坛"上,厉以宁先生对"新京商"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按照主要工业产业总量.还处在比较好的地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工业产业量相对较小,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同时中国正处在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的阶段,很多的机器设备是上世纪90年代初引进购置的.对环保的要求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对原材料消耗率不像现在这么重视.整体淘汰已成必然趋势.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走过了27个年头,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以及在改革进程中多种深层次矛盾的出现,以何种历史价值标准评价已经发生的改革,要不要继续改革,以怎样的历史价值观推动改革,成为人们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评价改革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着眼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大势,以辩证的思维观察分析问题.评价改革必须坚持制度性标准、发展性标准和利益性标准的有机统一,以科学发展的历史价值取向积极把改革推向前进.当前,人们之所以在改革的价值取向上存有一些疑虑,甚至产生一些争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在促进发展和提高效率的同时,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目标受到冲击而使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因此,深化改革必须注重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进行了27年,伴随着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国经济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现代化的进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获得了前所来有的成就;另一方面社会进程的种种矛盾也更为复杂和尖锐.因而对于改革就难免有争议,至少在对改革的共识上会产生严重的困难:要不要继续改革?以何种历史价值标准评价已经发生的改革?以怎样的历史价值观推动改革?等等,都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同时又是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届时要求全国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就全国而言,按照目前的收入增长态势,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困难。但是如果农村收入按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每年只有4％左右的速度增长,到了2020年全国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农村收入将会不足1000美元,城乡差距将会非常巨大,农村就不是全面小康,到了2020年,也就不会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完成。而且,如果农村和生活有关的公共基础设施不改善,到2020年还像有些人形容的那样“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在巨大的收入和生活环境的差距下,我国也难有和谐的社会。所以,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注意以下五个问题:

张维迎,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Phil.),1994年获博士学位(D.Phil.).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企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人士.

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很可能会再度出现通货紧缩,不过经济还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解决通缩应当避免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问题,尤其是对投资、贷款发放应审慎.今年上半年新开工项目和新增贷款都集中在 6月份,应该避免用贷款启动市场,形成新的过剩生产能力.应对通缩的对策是要启动农村需求.收入和基础设施两个因素限制了农村消费.通过稳健的财政政策,多投资一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