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是否主动遵守公共政策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如何以较小代价获得公民在日常社会治理政策领域的政策遵从？从激励与压力两个维度出发，可将公民遵守日常社会政策的行为划分为“不服从”“价值认同服从”“强制性服从”与“社会规范性服从”四种类型。在城市垃圾分类新规实施后，对北京市城镇居民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问卷调查发现：价值认同与社会规范是实现公民政策服从的关键因素，并且二者发挥了同样重要的影响。相比之下，因当前法规惩戒性有限，强制性服从尚未成为影响公民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关键因素。本文的发现对在社会治理领域运用“助推型”政策干预策略具有借鉴意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基层治理中政策执行变形的重要表现形式。然而，学界对基层治理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成因的理论探索尚显薄弱。本文首先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的界定，从变化的表现和定义中提炼抽象共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大型科层制组织内部层级关系和激励结构视角出发，提炼了影响基层官员行为的两个维度，即考核指标清晰化程度和激励方向。我们将这两个维度影响下的基层官员行为分为“不执行”“表演式执行”“过度执行”和积极执行四类，其中前三类都属于政策执行变形。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我们阐述了导致基层官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选择“不执行”“表演式执行”或“过度执行”的因素。设置合理的激励结构对于破除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政策执行变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