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教授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主张,主要建立在两个方面的理据上:第一,"民族"和"族群"是两种不同的认同群体,需要区别加以对待;第二,"文化化"和"政治化"这两种引导族群关系的政策导向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前者有利于"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后者则相反。对于这两个方面的论据,批评者们都提出了明确的反驳意见。本文作者认为,马戎关于"民族"和"族群"是两种不同认同群体的看法应该得到认可,但其提出的"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看法则有可待商榷之处;"族群"问题不应该也确实难以"去政治化";"族群"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是"多元"和"一体"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问道"孙本文到底是一个心理学派的社会学家,还是一个文化学派的社会学家,拟或是一个综合学派的社会学家"时,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学术思想前后一贯、恒定不变的孙本文.而事实上,正如大家都明白的那样,仔细浏览一下孙本文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思想前后是有变化的.孙本文最早的思想的确是属于心理社会学派,而20世纪40年代的思想也的确是属于综合论社会学派.因此,笼统地问孙本文是一个心理学派社会学家、文化学派社会学家,还是一个综合学派社会学家;或者笼统地回答孙本文是一个心理学派社会学家、文化学派社会学家,还是一个综合学派社会学家,应该都是不合适的.

近几年来,东亚相关国家之间围绕着领土问题爆发了一系列的纠纷和冲突。这些纠纷和冲突尽管可能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对抗,但就小规模的战争对抗而言却经常显示出一种一触即发的态势。面对这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东亚各国可以选择用来解决矛盾、冲突的手段有以下几种:第一,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第二,通过战争等武力手段来加以解决;第三,通过调停或仲裁途径来加以解决;第四,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式来解决。但实践表明,这几种解决方式都有其局限。对于东亚各国来说,最理想的争议解决方案就是向欧洲联盟学习,建立一个正式的、将东亚各国联合起来的"东亚共同体"。尽管通往"东亚共同体"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东亚各国应该坚持不懈地朝这个方向共同努力。

长期以来,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世界性干预主义战略转型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早期自由主义战略及其社会体制内在危机的一个结果;1929~1939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就是这种早期自由主义战略及其社会体制内在危机的总暴发;而作为世界性干预主义战略转向之主要标志的"罗斯福新政",其伟大历史意义正在于它通过一系列紧密关联的政府措施有效地缓解或消除了早期自由主义战略及其社会体制的主要弊端本文以"罗斯福新政"为例,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质疑.通过分析说明像"罗斯福新政"一类的干预主义转向并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由特定话语建构出来的一种社会历史过程.

对于“我国当前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现有相关文献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答案.对现有相关文献的梳理表明,导致不同研究人员得出不同基尼系数计算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使得我们不应该将我们在相关文献中所看到的任何一个基尼系数值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特定时期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实际状况的客观再现,而应该将其视为该基尼系数的计算者在特定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所完成的一项有关该国或该地区该时期内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状况的话语建构.

"后社会学"一词指的是一种与传统社会学有所不同的社会研究思路,"后社会史"和"多元话语分析"可以视为它的两个具体范例."话语建构论"和"多元主义"是"后社会学"的两个核心理念.促使人们意识到作为我们人类经验、思考、言说对象的所有"社会"现实都只是一种由人们在特定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建构起来的"话语性实在",这是"后社会学"范式的主要意义所在.人们对"后社会学"的许多批评有的是出于误解,有的禁不起深究.

帕森斯的"分析实在论"尽管在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与涂尔干等人主张的"实证主义"立场有很大不同,但以孔德所确定的"实证主义"含义来看,很大程度上还是没有脱出实证主义的窠臼,因此在我们看来,帕森斯的"分析的实在论"只能被视为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而不应该被视为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

多元话语分析是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引申出来的一种与实证主义、诠释(或现象学)社会学、批判理论等传统社会分析模式有所不同的社会分析模式,它试图借鉴传统话语分析的一些技巧.将其与后现代思潮所倡导的多元主义视角相结合.构成一种以"话语分析"和"多元主义"为特征的社会研究思路.

话语分析就是对那些已经说出来的"话"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以及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被说出和被传播的过程加以分析.多元话语分析就是从多元主义的立场对话语进行分析.倡导多元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消除以实证主义和古典诠释社会学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实在论"分析模式在社会研究中的影响.多元话语分析包括话语策略分析和话语构成规则分析等基本程序.采用多元话语分析模式进行社会研究,对我们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有不少人将雷默提出的以"创新"和"公平"为核心理念的与"华盛顿共识"非常不同的"北京共识"理解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的历史总结,这种理解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与其他国家同时期展开的市场转型过程相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转型在发展策略上有自己的特点,但在基本方向上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普遍展开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基本一致.而雷默以"北京共识"为题所概括的三大定理,只能被理解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总结以往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所确立的一种新战略模式.但即便如此,雷默的某些论述也有过于简单之嫌,需要重新加以阐释.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的新阶段.和谐社区的构建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而志愿服务弘扬的奉献、友爱、互助、

实证主义的"现代化"分析模式将"现代化"过程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诠释学(或现象学)的"现代化"分析模式则将"现代化"过程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与它们都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现代化"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与此相应,实证主义"现代化"分析模式的支持者们在对"现代化"过程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着"现代化"过程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诠释学(或现象学)分析模式的支持者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现代化"过程的那些个体行动及其行动者在从事这些行动时赋予其行动之上的那些主观意识,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我们现在称为"现代化"的那种社会变迁过程建构为"现代化"过程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话语构成规则).

文化研究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而文化生态学则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自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以来,文化生态学就纳入了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中,成为不少人辛勤耕耘的一块园地。戢斗勇先生的新著《文化生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2006年6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28万多字),就是该园地里的一朵新葩。该书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出发,以作者在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的生活和工作

现代社会工作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其大部分的实践过程和工作技巧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系统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而非仅仅依赖于社会工作者个人的经验与悟性.学习和了解社会工作理论,是现代社会工作者必须接受的专业训练项目之一.

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战后的日本也采用了包括"大政府"、福利国家和社会伙伴关系三项基本政策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但在这三个基本方面日本的做法都是独具特色.正是这种特色使得日本在"二战"以后的岁月里蓬勃发展,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强大竞争者和挑战者.当然,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的.

客观主义社会分层论者将"社会分层"现象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致力于探究支配着"社会分层"现象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主观主义社会分层论者则将"社会分层"现象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致力于考察导致"社会分层"现象产生和变化的那些主观意识.与此二者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社会分层"现象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社会关系建构为"社会分层"现象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话语构成规则).

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关于"中国是否是一个阶级社会"这一问题的分歧和争论表明"中国社会"以及关于中国的种种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人们用这样或那样的话语建构出来的,并不存在着完全独立或脱离于人们话语系统的纯粹客观自存的"中国社会".并且,在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分歧和争论都属于这种话语系统之间的争论,但却被人当作了对于相关实在的争论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