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严家炎新时期如果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１５年多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出版，到今年也有整整１５个年头．１５年不算很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显著的进...

文学有地域性,这一事实似乎很早就受人注意。 《文心雕龙》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瓖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多少接触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有意比较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泳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他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参预文学风格的形成,这一看法对后世文论家影响甚大。到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则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认作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他们都把文学品种、风格的生成与地域条件挂起钩来,考察地域带给文学的影响,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

在深沉的夜色中,……蚯蚓“(口瞿)(口瞿)”的叫声,从地心深处传出——这压抑的顽强的叫声,在观世法师听来,是死亡的挽歌,也是人生苦难命运的赞歌。 ——《女巫》下卷第七章

一九一七年开始的文学革命,为中国小说创作、小说理论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小说观念、小说内容、小说形式、小说技巧得以全面革新。戊戌变法时期由“新小说”开始的量变,到五四时期终于演发而为质变,实现了从古典小说到现代小说的飞跃。郁达夫曾将这一变化称为“中国小说的世界化”,我们则称之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

人们常常喜欢用“通过一个人来写出一个时代”这样的话,称赞一部传记。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1948—)的《沈从文传》,确实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它的社会矛盾,它的政治动荡,它的外患内忧,它的深重灾难。作者原

在中国古代,有人将诗话、词话竟也归入“小说”一类,这大概是现代人觉得难以想象的事。这种未免荒唐的分类法,却正确地揭示出一个传统的文化观念:小说不能进入文学的大雅之堂,是没有地位的“闲书”,充其量只作为史传的附庸和补充。相应于这种状况,传统的小说研究,也主要呈现为两种形态:零星评点(不是正经学问)和追溯本事(小说“补正史之阙”)。小说研究从传统的这种格局走向现代,

一 文学思潮是一个时代文学思想中十分活跃因而引人注目的部分,集中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某些突出方面。 在文学的实际发展中,思潮也许可算是个纲。将文学思潮真正研究清楚,会使文学史上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正因为这样,河南大学刘增杰、刘思谦先生主编的多卷本《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的即将出版,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

最近几年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特别不幸,我们相继失去了李何林、王瑶、唐弢三位前辈先生,支撑学科的三根台柱先后倒下,这给我们学科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他们三位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们各有所长,共同对这个学科的建立和拓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李何林先生年

本文對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从總體上作了若干探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以改造民族靈魂為總主题,以悲壯、悲涼為美感上的主色調。悲涼背後常蘊含着不少“意識到的歷史内容”,它是“文學在思考”而且思考得相當深刻的標誌。在西方是歷時的文學思潮,至中國而為共時,創作方法的多元化於是成為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另一特徵。這種文化背景造就了一批小說大家,促進了創作個性的發展和小說流派的繁榮。藝術上長期保持開放的勢頭,形式豐富多變,是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又一特徵,這使它與世界文學潮流保持同步發展。

一最是两情依依时,断肠人走天涯——这几乎是古今中外文学中一个屡见不鲜而又每每催人泪下的主题意象。自从台湾当局允许人员到大陆探亲以来,数以百万计的炎黄子孙,在遄离大陆四十年后,又重新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热土。说是叶落归根吧,难以形容那声咽语哽、泪垂银髯的伤感悲恸;说是痛定恩痛吧,又不能表达那笑罢了

山田敬三教授出了这个题目,要我来作一次讲演。题目本身很有意思,但是比较大,似乎也没有多少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我只能试着讲讲,不知道能不能讲清楚。文化,包括的范围很广泛。鲁迅和日本文化的关系,似乎可以追踪到许多方面。例如,鲁迅一生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其

新年后首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会上,社科院文研所的同志带来唐弢先生逝世的消息,我脑中立即“嗡”的一下,几乎震呆在那里。记得唐先生因肺炎和脑血栓住院一年半来,虽然多次出现过险情,但在协和医院医护人员精心治疗护理下,有一个时期恢复得相当好:能连续看一两小时电视,还想练习走路。一个月前我去看望他时,他还有点激动地紧握着我的手,要跟我说

文章以为京派小说“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三十年代继续活动于北平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文章认为京派小说特色一是“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他们正是以表现美作为文学的最高职能,作为创作的极致的”,而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就是表现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二是“扬抒情写意小说之长,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使抒情写意小说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三是“总体风格上的平和、淡远、隽永。这是由京派作家的审美追求特别是他们选择题材、处理题材和艺术表现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四是

王瑶先生走了。他走得这样突然,这样仓促,这样令人心碎!记得十一月十八日,在苏州举行的现代文学理事会的最后一天,我准备返京,向他辞行的时候,他还是那样精力饱满,谈美风生。他乐呵呵地连着问我:“你真的不去上海,不参加巴金讨论会了?——这么近,多可惜!”那天上午,他还在理事会上就现代

据说,世界上有个神秘而危险的区域,叫做百慕大三角区,一进入这个区域,轮船沉没,飞机失事,人员失踪,一无幸免。文艺批评上仿佛也有一个神秘的“百慕大三角区”,进入这个区域,一些很有经验、很有贡献的文艺批评家,也难免背时出事。本世纪以来,至少是“五四”以来,在这个危险区域,已经沉没了多少批评家!这个区域,我称之为“异元批评区”或“跨元批评区”。

三十年代是心理分析小说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即使不是新感觉派阵地《新文艺》和《现代》杂志周围的作家,也曾写过不少心理分析小说。较早的丁玲,就写过《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走后》、《潜来了客的月夜》等作品。一九三四年出现在南京的另一女作家沈祖棻(笔名绛燕),也在《诗帆》等刊物上用历史题材写了《马嵬驿》(写杨玉环)、《茂陵的雨夜》(写卓文君)等短篇,颇受时

七月派是抗战时期形成的一个以小说和诗歌为主体的文学流派,是以胡风为核心的一个有影响、有贡献的流派。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五十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胡风周围的一些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们创作的成就、特点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和评价。至于流派,更无人涉及。直到近几年,才有人开始对七月派诗歌进行研究。路翎的小说也开始重新受人注意。而作为小说史上重要流派的七月派小说,则至今尚无人研究。这里,我想对七月派小说的风貌、特征作些考察。

京派是三十年代在周作人、沈从文的影响下活动于北平的一个文学流派。京派小说具有独特的风貌: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作为一种抒情写意小说,将写实、记“梦”、象征熔于一炉;总体风格上平和、淡远、隽永;语言简约、古朴、活泼、明净。京派小说思想性质上属于现代,并非“向后看”‘;艺术上不仅有现实主义,更有较重的浪漫主义成份,甚至还接受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影响。

时间1986年7月2日下午地点北京大学五院主席孙玉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参加者严家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谢冕(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张钟(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佘树森(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方锡德(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封士辉(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林基成(北京大学中文系助教)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整理陈平原

7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了一次“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座谈会。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理论、批评的研究,自1980年中央发出为胡风等同志平反的文件后,已逐步开展,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不能不承认,在这一专题的研究上,仍然使不少的研究工作者感到有很多的束缚和顾忌,有一种不该成为学术研究框框的框框。最近中央又发出一个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通知,撤销了原来文件中有关胡风文艺思想理论的定性和论断经过一番曲折,终于使胡风的文艺思想、理论、批评和文艺活动,回归为学术问题、文艺问题,可以纳入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范围了。胡风作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家、批评家、文艺活动家,留下了很多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同时,胡风的理论命运和文艺活动历程,又充满了惨痛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本着这个意图,我们召集了这样一个座谈会,初步交换了一些意见。现将会上的发言,摘要发表(按发言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