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学有地域性,这一事实似乎很早就受人注意。 《文心雕龙》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瓖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多少接触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有意比较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泳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他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参预文学风格的形成,这一看法对后世文论家影响甚大。到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则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认作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他们都把文学品种、风格的生成与地域条件挂起钩来,考察地域带给文学的影响,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