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相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我们党致力于理论和实践创新的主题。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也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深入学习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了迎接党的十七大的胜利召开，本刊从今天起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创新成果”专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特征、主要经验、创新成果以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等，进行系统化、前沿性的回顾与展现。
马克思主义：实践中铸就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本文将对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谁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历史文献来看，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后。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是艾思奇。他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艾思奇这里讲的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则是毛泽东。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教条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按照原文收入晋察冀日报社编的1944年版的《毛泽东选集》。解放后，《论新阶段》报告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现在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修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其实说穿了，当时就是为了避免刺激苏联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在苏联人看来似有“叫板”之嫌，而且容易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因此，更多更经常的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后改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凡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地方，都做了修改，或者干脆删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当然有联系，但差别也很明显。前者更强调创新、独立性，后者更强调运用，遵循一般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哪些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后，党在实践中不断有新的提法和概括，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进一步论证和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切联系、内在契合的相关表述主要有：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里强调的是结合，是实践。
第二，“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里强调的是发展。
第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里强调的是与时俱进。
第四，“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这里强调的是综合的方法与创新的成果。
第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这里强调的是当代性和中国形态。
第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里强调的是中国特色。
以上第一种提法强调的是结合，是实践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密不可分的，离开实践这个主渠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第二、三、四种提法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和时代性，强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与新的发展。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第五、六两种提法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品格和民族品格相结合，使之具有不可缺失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内涵和基本特征就是强烈的实践性、鲜明的时代性和浓郁的民族性，就是实践特性、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三位一体、有机结合与完整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实践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时代化和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毫无疑问是主题和基础。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在讲民族性时要把握时代特点，在讲时代性时要体现民族特色，使之在实践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时代化和民族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据中国实际，立足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开拓创新，体现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传承民族文化，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彰显中国文化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途径。由于以往从实践维度谈得较多，这里着重探讨文化维度，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
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对此，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例证进一步说明。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实事求是正是借用了中国的古语，即东汉班固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描写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治学严谨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予新解，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比如哲学。毛泽东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阐释与总结，《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概念也有关联，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就是古代的两点论。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其实，形式与内容是不能分开的，民族性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之中。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民族性的形式，也需要民族性的内容，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链接。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兼容性和柔韧度，而且在于它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从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的“以和为贵”，都渗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精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是否已完成？
不久前，有学者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认为，随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当前的主要任务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是运用与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觉得这种见解只看到了指导思想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忽略了其他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不仅要体现在指导思想层面，还要体现在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与文化重建、哲学转型与哲学建构等方面。应当说，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没有结束。特别是文化转型与哲学建构的任务还很繁重，有的还在起步阶段甚至尚未破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结束，而是仍在发展中。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是否已完成的问题，说到底是究竟怎样理解中国化的“化”的问题。在我看来，理解、阐释、运用、发挥，不能说与“化”无关，但却不是“化”本身。所谓“化”，就是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变化、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就是要实现中国的社会变革、实现中国的文化转型、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最关键和最基础的就是要指导和影响中国的社会变革，这个目标虽然说大体已经实现，但是这个过程仍在继续，并没有结束。
更为重要和困难的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生活规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中国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对中国人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既是中国本土的，又是中国大众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已经和中国文化、中国哲学融为一体，而且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哲学。我认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体现和最终成果，如果用这个标准和要求来衡量，很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远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任重道远，我们应当继续努力。 （作者 郭建宁 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磬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