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传统哲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1、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记者：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毕竟是属于两千多年前农业社会的思想成果。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从工业社会走到信息社会以后，我们应该怎样吸收古代智慧的合理成分？
王老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是很多人经常会问的问题。两千五百年前的东西现在还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两千五百年的时间不算短，世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我们要问一句，在所有的变化之外，或者之后，有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有没有一个不变的结构？现在社会是“日新月异”，与几十年前相比，都有“翻天覆地”的感觉。但我在读《老子》、《庄子》，读《论语》、《孟子》的时候，总能读到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感觉怎么来的？我觉得，生活在两千五百年之后的我与古人对世界的感觉具有某种相似性，有某种相通的地方，比如在政治制度之中，权力的两端仍然是统治者和百姓，这样的基本结构就注定古人深邃的思考仍然会有现实意义。
第二，我觉得任何一种思想，都可以从两个方面、两个层次进行处理：第一个层次是思想的根本原则、精神以及思考的方向；第二个层次是为了应对当下的环境而提出的具体技术。在我看来，具体的技术很容易过时，今天我针对具体的状况提出的解决方案，明天就可能过时了，但那种思考方向，却具有长久的价值。比如说，儒家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原则就是“教化”，通过“教”的方式来“化”，移风易俗，转变人心，这在今天仍然是活着的东西。
记者：您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吗？
王老师：要恢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生命力，首先要还原文本，尽量在原来的语境上理解其本来含义。不能按照字面简单理解，再加上现代人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牵强附会的解读。比如道家讲“绝圣弃智”，讲“无为而治”，必须放在老子的整个思想体系里面去理解。“绝圣弃智”是“无为”政治哲学的一个环节，表达的是对个人的不信任，对掌握权力的个人意志的不信任。“无为”的关键是对于权力的思考：一个拥有权力的统治者如何去使用权力？我觉得“无为”就是权力的自我节制，权力不能听凭个人意志的冲动去做事情。老子告诫，权力在缺乏外在监督的情况下，需要一种自我节制。“无为”就是“不要胡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折腾”，掌握权力的人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这个世界。老子的观察，以为人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太强势了，太不尊重这个世界了，而我们还是要保持这种尊重。无为就是表达尊重的一种方式，尊重百姓，尊重世界，淡化领导者的个人意志，这就是无为的真谛。这样的诠释，不仅合乎学术的脉络，也能让它在现代世界中“活”起来，重新进入现代文化和思想的构建之中。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从文本中走了出来，实现了文本和生活之间的对话，从而让其获得新环境中的生命力。
2、传统文化的自新、自强之路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北大哲学系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工作吗？
王老师：从汤一介先生到楼宇烈先生，再到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研究者，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让中国哲学传统中优秀的东西重新活起来？传统不仅仅是过去的东西，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都应该有它继续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汤先生一直在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他的态度并不是盲目地对国学的崇拜，我很赞同他的这个主张。国学要在当代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必须要面对西学、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现实的挑战，否则，国学就没有生命力。
楼宇烈先生做的比较多的是佛教，他特别“像”研究佛教的，把佛教跟生活联系得非常密切，可以说实现了佛教的生活化。很多人觉得佛教是出家人的学问，但佛教精神对芸芸众生就没有作用了吗？楼先生把佛家的精华概括成了几句话，就是“做本分事，持平常心，成自在人”，我觉得这样的提炼就是转化，能让抽象的道理在当代社会发挥作用。
再比如说伦理学的何怀宏老师，他的伦理学研究，不仅在学术界，在整个社会也是相当有影响。因为他是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他对学术的一种理解，其中一定也包含着对人的生命以及整个世界秩序的理解。伦理学本身就应该是一个一直活着的学问。
还有韩水法老师，他本来是做康德研究的，后来又做政治哲学等。他一直都在针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多年前对“新权威主义”的研究。同时，韩老师也对大学制度进行了思考，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大学与学术》，这种思考是对大学的思考，是对教育的思考，也是对整个社会的思考。
记者：现实的情况，中国社会并没有一个主流的、健康的价值观念。这种情况最终会制约社会文明的进步。现在做哲学研究的人，有没有可能为中国的未来做好精神上的准备？
王老师：这很难，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这个民族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新的价值，新的文化信念，这种信念一方面可以把我们的民族凝聚起来，另一方面也可以带着我们走向未来。这种文化信念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合力的结果，有着多元的因素，其中一点应该是权力和知识精英的妥协。知识精英的思考必须面向权力，给权力留出可能的空间；权力也必须要为自由思考留出空间。
我有一个理念，哲学思考应该面向当代的生活世界，北大哲学系很多老师也是这么做的。比如，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美国或者欧洲的制度的合理性、不合理性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制度的合理性、不合理性在什么地方？这样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也需要借助于古代的思想资源。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攫取”古代圣贤的智慧，通过“他们的头脑”跟现实世界进行对话，进而产生思想上的升华。
这种思考一直是存在的，现在的很多大陆学者做的都是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的成果取决于思考的深度和整体性，片段的、浮光掠影的思考，或者仅仅为了一篇所谓学术论文的思考，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思考必须切中某一种“现实”，不仅仅是中国的现实，而包括整个世界的现实。
以儒家为例，从先秦、汉代，到宋明，再到现代新儒家，它一直在不断更新。这些改变都是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但转变的过程往往很长。现在我们的努力，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所以不一定就会有能被后人记住的成果。但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主动去做，可能也会加速这样的历史进程。
三、科研与教学经验谈
记者：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要落实到研究与教学上，所以下面想请教一些您在学术研究及教学方面的经验与体会。您在科研上有什么比较深的感触？
1、学术研究：发出“我“的声音
王老师：大的学术环境及个体的学者，都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北大哲学系为例，多年以来养成了一个重视哲学史的传统，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非常强大。这种重视历史的传统，跟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有关，不鼓励而是限制学者提出某些创造性的思路、思想。创造性的思想一定要面对现实世界，并把自己的心理感受如实的表达出来，内外结合，才是思想的源泉。
对学术研究来说，你必须要有“自我”。不允许有“我”就意味着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在马恩列斯毛之外，你还必须有我；在所有的经典之外，也必须有我。归根到底，“我”是经典和生活直接对话的桥梁和主体，经典和生活之间对话是通过“我”来实现的。如果科研环境能够更多的鼓励“我”发出声音，那当然一定是更好的。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哲学系提倡学问和思想并重，历史的研究和现实的反思并重，这是一个基本的治学思路。哲学思考是面对当代世界的，我们离不开中国的现实。当然，我们也离不开历史，离不开传统，离不开经典，离不开圣贤。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它们汇通起来，把经典和生活汇通起来，然后能产生创造性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应该是有推动意义的。
2、教学：展现经典的魅力
记者：能否请您以“庄子哲学”为例，谈一下您在教学方面的体会？
王老师：《庄子》这本书不是很好读，也不是很好传达，需要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庄子哲学本身有深入理解。我讲授庄子哲学，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尽量的去体会庄子的感觉，同时也会阅读和讲述内七篇的主要内容。通过这个课程，同学们一定会对《庄子》内七篇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把握，让同学们了解什么是庄子哲学，庄子哲学的特点是什么，然后通过庄子了解中国哲学的特点。
记者：您的“庄子哲学”与一般的哲学课程相比，有什么特点？
王老师：庄子哲学更多的是一种关于生命、生存和生活的哲学，跟他个人心灵的联系非常密切，庄子是在说自己心灵里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难完全用纯粹概念和逻辑的方式进行表述，用一种什么方式把它表述出来，其实也是一种尝试。这门课给同学们讲授知识，同时也希望同学们了解一种生存感觉。这是我们平常不大会注重的角度，我相信这个角度的思考会让同学们知晓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不仅有孔子的路，孟子的路，墨子的路，同时也有庄子的路。我上课采用的是比较和批评的方法，我会告诉同学们庄子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生活，但也试图从孔子等其它学说的角度去评价庄子的思想。
在教学中我力图精炼地表达出庄子哲学，并使之和生活能有更紧密的联系，然后从这个联系里边呈现出哲学的心理，哲学的气质。这样的方式，会增加同学们对哲学的更多的亲切感，其实哲学不过是对生活的反思，是对生命的表达。
记者：您会讲一些个人的感悟吗？
王老师：当然会。通过生命、生存和生活来思考哲学的时候，很难不把自己带进去。我在写《庄子哲学》这本书的时候，《后记》里也特别提到，读庄子的时候，如果完全保持外在的立场，你是读不进去的。读《庄子》你一定会被带进去，所以在不同的时候，我对庄子的讲法，甚至内容，都可能是不同的。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已经不一样了。其实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通过对生活的感悟去理解庄子哲学的。
记者：像这门课怎么考试呢？
王老师：我比较喜欢论文的方式，这样的课程也很难用闭卷的方式考察。
基本上我不会给学生确定的题目，只要是上课范围之内的话题，都可以讨论。布置期末论文的时候，对他们的基本要求就是不能抄袭，并且写你自己，而不要写别人。另外，形式不拘，不要求把写成很严格的学术论文。以前的学生作业，有人写诗歌，有人写戏剧，有人写散文，当然更多的还是比较传统的写法。各种形式的文章都有好的，很多都非常美，我甚至有把它们编到一块去出版的冲动，后来有点懒就没有做这个事情。我在看论文的时候，有些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让我觉得这些孩子太有才了。
哲学课堂有时候会鼓励学生展现自我，张扬个性。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本身就是非常不同的，荀子的表达，庄子的表达，老子的表达，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格。所以，我这门课上主要训练的不是写作规范，而是基础性的东西，是要给大家一种感觉和味道。
记者：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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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王玉彬
采访时间：2010年3月11日，下午4：00－5：00；6月3日，下午4：00－5：00。
录音整理：李妍，安胺
文字编辑：王玉彬，郭九苓
定稿时间：2010年9月26日，经王博老师审阅修订。
附：王博老师简介
王博，1967年生，内蒙古赤峰人。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1992年博士毕业，导师为朱伯崑先生，博士论文题为《老子思想探源及研究》，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1994年晋升为副教授，2004年被评为教授。现为博士生导师，国家新世纪优秀人才，并担任《道家文化研究》副主编。
1999年至2001年两次成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哲学史、道家哲学、出土文献研究、《周易》研究和早期经学研究。曾先后做过《郭店楚墓竹简研究》、《思想史视野中的文献变迁》、《天道与秩序》等课题项目。目前兴趣主要在先秦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