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上午，“2010北京论坛”移师北京大学英杰文化交流中心，其中以“信仰与责任——全球化时代的精神反思”为主题的哲学分论坛引人关注。上午的哲学讨论分别以“全球化时代的西方文明”、“全球化视野下的东方宗教”为主题，“全球化”已然成为各学者进行对话的首要语境，而热议此话题的8号会议室也成为一个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空间。在会议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王博教授发表了《混沌与宽容》的主题演讲，他从道家思想出发，对其中关涉的混沌、包容、生命等关键词进行了阐释。在与记者的对话过程中，他深沉而不失灵动的思想言说令人印象深刻。

记者：首先请您对“混沌”一词进行题解式的阐释。您引用源自道家思想的“混沌”为题，是为了体现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吗？这个“混沌”的当代性意义是怎样的？

王博：以“混沌”为题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名分化”、越来越“清楚”的世界之中，但是这个世界似乎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越来越急促；另一方面，当然是来自对于道家思想的解释，无论老子或是庄子，他们都对“混沌”持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在我看来，“混沌”主要是对生命和世界的一种理解，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身真的就是其被描述、被命名的那个样子吗？例如，我今天被命名为“君子”，明天被命名为“小人”，在变动不居的现实面前，这个世界的本质究竟是清楚的，还是混沌的？换言之，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名”真的属于世界与生命吗？这是我的初衷。

记者：“混沌”本身包含着理解世界与生命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多元的，并不清楚的，甚至可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象喻。您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三种力量构成了怎样的交互关系？

王博：对于儒、释、道三者的关系，我想最好的比喻应当是我常说的“季节”：儒家好比是春天，那是一个充满阳光的有关理想和爱的季节；道家则好比是秋天，能够让人体会到生命与世界的矛盾，那种成功与无奈同在的感觉。因此，春天的心是温暖的，而秋天的心是凉的。至于佛教，我认为它已经超越了“季节”，它已经从四季中走了出来，也许每一个季节都是春天。正如无门禅师的一首诗偈所写：“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中国传统文化是宽容的，这不是界限模糊，而是针对“名分化”的社会现实，我们需要回到生命本身，在“宽容”的背后是一种方法论。

记者：提到佛教，我们发现一个现象：2010年北京论坛哲学分论坛很重视“宗教”这一议题，与会众多学者都是进行宗教研究的。那么，宗教研究应当如何参与中国当下的社会实践？

王博：“宗教”是我们今天永远无法逃避的话题，对于“宗教”持漠视或排斥态度是不可能的。回顾历史，“宗教”在我们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角落中都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因此，从外部来看，社会需要对宗教有更多的包容，为其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从内部看，宗教本身需要思考它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确立自身的位置，它需要更加开放，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宗教对话”之中，在文明的多元性之中寻找自身的发展空间。“宗教”需要思考：在新的语境下，它们是否应该调整其在封闭状态所形成的某种姿态？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很重要。

记者：回到“信仰与责任”的议题，这是否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才教育的目标？您对未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人才培养方面有怎样的期待？

王博：这种使命感当然与老师的言传身教有关，当然，哲学的学科特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学问。以中国哲学为例，不管儒家或是道家，他们都有一种理解生命的情怀。回顾中国社会的历史，它是很特殊的，伴随着变动中的苦与乐，因此，知识分子需要有参与社会实践的使命感。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有必要把学问与生命区分开来。学问旨在“明理”，是通过自己的思想与逻辑把一件事阐释清楚，把情怀或者主观感觉过多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有可能使自己丧失做学问所需的平等对话的态度。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培养目标是学术人才，因此，经过哲学系的教育，我希望他们能够直面这个时代，既有生命关怀，又有学理素养，并且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为成为对中国社会有贡献的思想者而努力。

学者简介：王博，1967年生，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1992年博士毕业，毕业后留在北大哲学系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新世纪优秀人才。担任《道家文化研究》副主编。1999年至2001年两次成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道家思想、早期经学。已出版专著《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简帛思想文献论集》、《易传通论》、《庄子哲学》、《无奈与逍遥》等，合著有《易学初步教程》、《易学漫步》、《中国文化导论》、《周易经传译注》、《道家与人文精神（中外人文精神钩沉）》、《中华文明史》，主编《中国哲学与易学》、《薪火集》，译著有《禅宗、儒学与基督神学》，译文有《董仲舒与黄老思想》。发表论文60余篇。

摄影：黄星辰

编辑：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