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对埃塞俄比亚的实地调研和一手资料收集，分析联邦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近二十年来，埃塞俄比亚在“族群联邦制+发展型国家”的制度模式之下实现了经济腾飞。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认为，联邦制可以通过央地分权和可信承诺等机制促进经济发展，而埃塞俄比亚的模式则揭示了迥异于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一种可能性：在利普哈特所谓“成分不一致的联邦”中，通过地理上区隔各个族群以减少冲突，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埃塞俄比亚尝试通过“发展型国家”模式推动经济发展，事实上也背离了联邦制的一些重要原则，揭示了二者的内在张力。近年来，这一模式的一些负面影响浮出水面，联邦制急需用新的方式为政治整合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无代表不纳税”的叙事和“资源诅咒”等经典理论认为，税收有助于促进政治问责。然而，自约翰·穆勒以降关于“税收显著性”的讨论对这一结论的普适性提出了挑战。为了深入理解不同种类的税收对政治问责会否造成不同的长期影响，本文选取增值税作为分析对象，利用1973年至2020年13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征收增值税对政治问责水平的影响。我们发现，征收增值税对一国的政治问责水平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这一影响在政治问责的三个主要维度都有体现。进一步地，当一国既有的政治问责水平较低时，引入增值税会对政治问责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而当一国既有的政治问责水平较高时，引入增值税则会对政治问责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加纳与坦桑尼亚税制改革的案例对比分析的佐证。本文结合微观机制的理论推导与宏观数据的统计分析，在长期的、制度性的意义上描绘了一种“无代表也纳税”的新的可能情景，并深化了对增值税之政治效应的理解，对现有的文献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威权人格”是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已有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对威权人格有显著影响，但在相同教育水平中仍然存在明显的威权人格水平差异。本文试图深化教育变量对威权人格的影响研究，对专业教育类型与威权人格水平的关系提供新的认识，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依据。文章基于对北京大学本科生威权人格水平调查的数据资料，利用一般线性回归和差分法研究分析不同专业教育类型的学生威权人格水平的高低。研究结果表明，与人文社科类专业相比，理工科学生具有更强的威权人格倾向。这一结果对现今高等教育设计有着一定的启示：高等院校需要在大学低年级更广泛地开展通识教育，尤其是加强社会科学类的通识教育，以培养更加宽容、理性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