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理科五号楼三层，出了楼梯口一眼就能看到对面墙上一面浮雕，刻着马克思的头像和他的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在马克思主义学院346贵宾接待室见到年近80的梁柱教授时，他刚刚下课，拎着手提包匆匆赶过来，今天是给全校所有一年级的博士生讲专题课。
“我这样的秉性，就是停不下来”
梁柱教授2003年退休，至今已逾十年。但这十余年间，梁柱并没有停止教书育人的工作；作为一名学者，他也未曾终止对专业领域的探索研究。
“我是退休了，平时也不指导博士生了，但我的生活习惯和过去是一样的。”梁柱早上喜欢散步，下午开始看书、工作，除了偶尔给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其他校内外的博士生讲课，他还经常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笔头上的耕耘也没有中断，仅2013年，梁柱就发表了各类文章40多篇，他谦虚笑称：“虽然不一定都好的！”但在人民网理论研究的学者专栏里，可以看到“梁柱专栏”，持续刊载他近几年来重要的座谈会实录和论文。
在退休前的一个访谈中，梁柱曾经表达过：“我始终眷恋教师这个职业，积四十多年教学之经验，我体会最深的是，要把‘传道、授业、解惑’这古而有之的工作做得稍微像样一点，是绝对离不开研究这个基础的。”千禧之年，梁柱从已经发表的近两百篇学术论文中选编出版了60多万字的《履冰问道集》，谈起文集为何命名为“履冰问道”时，他曾这样说过：“学问之道，临深履薄。以此命名大体上反映了我多年来确是抱着赤子问道之虔诚、临渊履薄之心情来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
退休十年来，尽管不常站在讲台上讲课，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和“履冰问道”的信念还一直支撑着他坚持学术研究。而所问之“道”，即为真理之道，马克思主义之道。梁柱教授告诉记者：“我觉得比较起来，真正博大精深的、真正能够成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问题的论证分析，是其它任何理论都比不上的。我始终这样认为。”
在梁柱眼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简单的一个学问，他把它看成是“一个信仰，一种事业”。无论他是否在工作岗位上，他执著地用自己的一生来追求真理。
“有人说我的工作量太大，确实有点。但我这样的秉性就是停不下来。”在梁柱看来，退休之后享受天伦之乐，或者出去放松旅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对他而言，继续工作也是一种幸福。“一辈子都在工作，老了之后也希望没有完全被社会遗忘，没有被抛弃，能够发挥一点余热。人可以退休，但是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这样说道。
四处流浪的童年生活
1935年12月，梁柱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中有五个孩子，他最小。父亲是自由职业者，母亲是家庭妇女。
自出生起，梁柱就没有固定的家。在永泰出生的他身体十分虚弱，外祖母和大哥从福州赶来看望他时，路中遭遇土匪劫持，无奈之下卖了福州的房子才把外祖母和大哥赎回来。自那以后，家庭经济贫困，再也没有买房，只能租房子住。
梁柱六岁时，母亲生病去世了，少有的与母亲相处的情景至今还一一印刻在他的心中，让在母亲怀抱中长大的他常常思念。“我对不起母亲，我没有报答她。我觉得长大后应该要用我所得来让她幸福，这些都没有，没做到。这是一个人生的遗憾。”说到这里梁教授显得有些伤感。工作后他曾多次下乡，每去一个地方都和当地的老太太相处得很好。“因为我身世很苦，我把她们当作妈妈一样。”
从小失去母亲的梁柱，跟着常年在外奔波的父亲，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父亲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七八岁上了小学也经常转学。父亲工作忙碌，无暇过问他的学习，在梁柱的印象中，父亲从来不会过问他的成绩，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作业本。“我忘了小学时成绩怎么样，我总觉得我成绩好像不太好！”梁柱微笑着说。
但也正是这样的“放任”培养了他独立自主的能力，给了他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从小就不好好上课，喜欢接触各类不同的东西。”小学时每次课本一发下来，他很快地把书看完就扔一边去，开始看自己喜欢的书，文学、历史、地理、天文等等都喜欢看。小学时他就已经看完了厚厚两部小说原著——《水浒传》和《封神演义》。
大学毕业的父亲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虽然在学习上对梁柱管教不多，但他非常注重教育孩子做人的道理。父亲工作挣来的钱大部分都是用来帮助别人，邻居家常用“正派”、“正直”这样的词来评价他。正是这样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幼年的梁柱，“不要去追求金钱，不要追求个人的东西，对他人要仗义，要多帮助，所以也给我养成了这种性格。”后来梁柱有了自己的子女，他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也同父亲一样。
“小家”居无定所，“大国”支离破碎。在抗日战争背景下，梁柱一家也被逼迫四处逃难。梁柱年纪小小就目睹了国家被奴役、被侵略的命运，逃难路上看尽了人间疾苦。梁柱的四个哥哥姐姐中，有两个参加了革命。大姐十几岁念到初中入党参加地下工作，大哥原本是国民党的一名小职员，在大姐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地下党。
当时的地下党还面临着国民党的围剿，哥哥和姐姐因此常年躲避不能回家，“我有时在睡梦中稀里糊涂觉得大姐回来了，第二天一睁眼大姐又不见了。”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姐加入新四军之后被国民党通缉，与一个地下党的朋友扮作小学教师，各自带着弟弟妹妹躲进一个山沟里。分开之后，这个地下党的朋友一家人都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有的孩子没能熬过去就死在了监狱里。在山沟里生活困难，没有粮食吃，只能捡拾包菜叶子蘸着盐水充饥。有地下党的同志曾给躲在山沟里的共产党员偷带过粮食，也被国民党抓住枪毙了。
“国民党那个时候是很糟糕的。”回忆起那时的生活，梁柱长叹一口气继续说道，“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有新旧社会的对比。什么叫做旧社会，人间多不平啊，人压迫人，有钱人可以花天酒地，社会是太不公平了。所以当时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是国民党逼出来的，把人都逼到这边来的。”
从闽清到北京
解放初期，梁柱一直想做一名小学教师，但初中毕业后，因为服从工作分配，他从1953年开始在闽清县团委工作。
工作三年，梁柱内心一直很渴望上大学，“那时是很革命化的，工作是参加革命，上大学是个人考虑，都不敢提。”直到1956年1月，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梁柱才有了上大学的可能。但考虑到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中教育，他有些犹豫：“没有上过高中，我能上大学吗？”梁柱当即给时任中国文化教育委员会的主任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要上大学的愿望。郭老在回信中告诉他，此情况下可以以同等学历报考，这给了梁柱极大的鼓励。
1956年春季，梁柱与同县的好几百人一起乘船去省城福州考试。与他同船的人都是小学中学老师、机关干部，而当时的梁柱只是一个初中文化水平的小干部。但出人意料的是，只有梁柱一个人考上了。
“大家都觉得我没什么希望，我那时候不爱准备，照样上班、散步、看小说。”梁柱笑着说。没有接受正规的高中教育并不代表停止了学习。得益于从小养成的自主看书习惯，梁柱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基础，让他在这次考试中应付自如。他说：“书与书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知识也是触类旁通的，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就能举一反三，博采众长。当然我还很不够，但我觉得这样学习很自由，很充实。”
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后，梁柱在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共党史专业，而当时的历史系主任就是中国著名史学家何干之。做出这样的选择与梁柱年少的经历不无关系，因为哥哥姐姐参加革命，梁柱从小就觉得地下党的工作既神秘又神圣。初中时梁柱的表姐也加入了地下党，在帮表姐保存重要文件时，他偷偷地看完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严重的经济混乱，广大贫苦人民遭受着饥饿、贫病的威胁，梁柱参加了当时的“反饥饿”大游行。解放后，梁柱也是学生积极分子之一。这一路走过来，他强烈地希望能够研究中共党史，追求真理：“我们那时非常讲‘相信真理，传播真理’，党的真理和人生的真理是一致的。”
于是，怀抱着这样的愿望，梁柱独自一人离开家乡来到了北京，先乘汽车出了福建省，到了江西上尧换乘火车，上海站转乘，花了好几天时间一路摇摇晃晃北上，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福建省。大学四年梁柱与大多数同期的大学生一样，历经了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虽然读书受到了影响，但“政治上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政治运动中的18年助教生涯
1960年梁柱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要求分配到边疆为祖国服务，“当时是为了求锻炼，都是这种思想啊，谁都不谈工资多少，这是非常自然的。”后来服从组织的安排，梁柱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政治运动不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根本没有人提评职称的事。” 梁柱在北大当了18年的助教。
由于“大跃进”运动和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中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还没安稳下读书做研究，梁柱与一部分北大教员，又被下放到了农村，在昌平区十三陵公社整整劳动了一年。梁柱在讲起这一段历史时，反反复复提起的一句话是：“当时困难啊。”一个月30斤定量，从小受父亲乐于助人的影响，梁柱常常将粮票分给同吃同住的农民，粮食短缺的年份吃野菜也已经是平常事。下放到昌平区的前十个月，梁柱所在的村子没有人结婚，也没有人生孩子。“填饱肚子都困难，营养更不用提了。”
直到1961年政策允许农民自开荒地，饥荒才有所好转。梁柱返校之前，有人结婚邀请他去家里吃饭，他还记得不论谁家结婚都会用白菜、豆腐、粉条和肉片做一大脸盆烩菜，用珍贵的白面蒸馒头。“当时吃上肉和馒头是很不容易的，我在农村吃的那盆菜比今天在什么贵宾楼吃的大鱼大肉都要香。”梁柱想了想，接着说：“尽管那么困难，但当时农民跟党还是一条心的，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农民还是非常单纯的。”
1961年回到学校后没有几年，又赶上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梁柱与其他教员又下乡，在门头沟搞了一年多的“四清”运动，再次返校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1978年梁柱被评为讲师，80年代初成为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副教授，1988年成为教授。在北大任教的这几十年，梁柱心系学生，潜心学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尽心尽力地传授给学生。
梁柱始终相信，作为传道授业的教育者，教师不仅要敢于坚持真理，更应该善于表达真理。而从一个学者的身份出发，梁柱非常看重自学的能力。他希望青年学生能够“独立阅读，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而“独立思考”则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知识储备之上，梁柱强调道：“我觉得第一位的是理论基础，其次是以文史知识为主的各方面的基础知识，最后才是本专业。”他说：“不要把知识学窄了，基础窄，你以后的宝塔尖也会变得窄。也不要把书读死了，只会自己本专业的东西，我看没什么前途。”
反观现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梁柱表达了他的担忧：“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在家庭里过于娇生惯养，出了家庭又缺少必要的锻炼。吃苦太少，手不能提，心里又过多地想个人。我非常担心年轻人眼光太狭窄，关心的事物面太窄。这样的话走不出一条路子来。”梁柱列举历史中志存高远的人物，和现在的年轻人相比较，他有些激动地说：“只想着自己怎么赚钱发财，历史上哪个有作为的人是这样的精神状态呢？理想信念看起来很抽象，但这是人生动力的问题，不能小看。应该承认，有一个好的家庭、一份美差也会是动力，但这种动力是脆弱的。它经不起胜利，也经不起挫折。稍有胜利就会满足，停顿不前；稍有挫折就难以承受，一蹶不振。”
在梁柱看来，一个人以什么样的目标来要求自己，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目标远大、心胸开阔的人来说，任何挫折都动摇不了他，任何成功与未来的理想相比都是渺小的。“既然是北大学生，我觉得就应该有抱负、有关怀人民大众的胸怀、有高远的志向、有高度的文化修养。”梁柱最后说道：“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绝大多数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是北大人的使命。”
幼年时生活颠沛流离，年轻时又历经政治运动，个人的命运糅杂在几十年的历史洪流中，磨砺了梁柱的心志。他关心国家和青年，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育中去。梁柱曾在一篇文章中评价李大钊身上体现了学者和战士两种品质，在表达对这位共产主义殉道者的崇敬之余，他说：“我离这要求还相距甚远，但我愿毕生为之努力。”
记者手记：
采访前在网上查阅梁柱教授的资料时，发现绝大部分都是学术性的讲话和讲座，想来应该是一位非常严肃的老师。再加上我只是一个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去采访一位学识渊博的老教授，不免有些忐忑。带着心里的“偏见”和“哆嗦”，我打电话预约采访时间，并问道：“需不需要先把提纲发给您？”“不用。我不需要准备。”梁柱教授特别干脆地回答，之后也很快确定了采访时间和地点。
见面后短暂的交流，我的刻板印象即大为改观。梁教授对学生很关切，见面先问我今天是否有课，采访结束时又叮嘱我稿子不着急写成，先做好自己的学业。我紧张的心渐渐放松，就像在听一个长辈讲故事，慢慢感受到一位年长学者的风度和深度。后来为完善稿件内容，需要补采，梁教授也非常配合。初采时梁教授刚上完课，补采的那晚他又有一个讲座。看到已经退休的梁教授仍然积极地发挥余热，他对教育的热情让我感动。
梁教授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讲话非常犀利，认识问题非常透彻，对于某些严肃的问题甚至毫不留情地批评。为师有道，授业解惑，梁教授对青年人的寄语让我受益匪浅。感触更深的一点是，几十年时光流转，不变的是他对做学问的执著，让我真正明白了“履冰问道”这四个字真正的分量。（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本科生马丽娟）
个人简介：
梁柱，1935年12月生，福建福州人。1953年参加工作，1956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60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大学工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2003年退休，2005年被聘为资深教授。现任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副组长，全国高教自考“两课”专家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
梁柱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先后出版的专著有《毛泽东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探析》、《毛泽东思想若干理论研究》、《国民革命的兴起》、《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四项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历史智慧的启迪》等十余部。在各种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两百篇，并从中选编出版了《履冰问道集》。曾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