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在当代世界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正如两位作者所言,如果简单套用现代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无论是民主和专制,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神权国家抑或世俗国家,都不能准确描述伊朗政体的特殊性。二战之后,伊朗历经了白色革命与伊斯兰革命两次剧变,进而形成特殊的"伊斯兰共和"政体形式,伊斯兰教和人民选举两大政极融合了"教义"与"民意",构成伊斯兰教法学家和世俗政治家双重权力结构。对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双重政体的理解,也有利于拓宽我们的政治想象。

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基本特征是结构性失衡,这种结构性失衡体现在阿拉伯世界内部、中东地区国家之间、世界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教派矛盾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以及阿拉伯国家转型进程等五个方面。中东地区结构性失衡只能通过战略性平衡重构来解决。从中长期来看,可能出现的中东地区部分国家版图重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主义力量保守化、以核技术和核产业发展谋求独立自主、页岩气和页岩油带来的世界性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大国关系在中东地区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结构性失衡与战略性平衡重构这两种趋势之间的博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于顺势而为,推动中东地区战略性平衡重构,并且应该以之作为中国中东战略的指针。中国的中东战略应该坚持相互尊重、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对不同类型的中东国家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平衡发展与各类中东国家的关系。同时,努力建构中、美、俄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合作、协调和制衡机制。

中国中东战略需要处理的是中、美、中东三边关系,因此应该建构在对美国中东战略的研究、对中东战略格局现实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国家利益及其所受威胁的把握这三个基础之上。中国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和认识上既有重合又有差异,因此中美在中东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中东战略格局从两极对立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要求中国反对单极霸权,支持多极化。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包括战略利益、政治利益、能源利益、经贸利益和非传统安全利益,这些利益受到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威胁。中国应该实行以支持中东国家独立自主和实现共同发展为核心的中东战略。

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存在差异和矛盾,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冲突。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什叶派的教派意识得到强化。总体而言,教派矛盾是表象,中东战略格局演变是实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意图导致中东地区形成亲美和反美阵营对立的战略格局。反美阵营包括多个逊尼派政权,伊朗并非核心,因此两个阵营的对立并没有被赋予教派矛盾的色彩。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反美阵营多为什叶派力量、伊朗成为核心,突出教派矛盾有助于孤立伊朗、掩盖美国霸权意图、维护海湾阿拉伯国家,因此,从教派矛盾视角分析中东局势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逐渐形成。2011年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埃及淡化教派矛盾与伊朗改善关系,沙特等国则强调教派矛盾对抗伊朗,这反映了中东战略格局演变的新趋势。

<正>昝涛的《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二十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是国内近年有关土耳其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梳理了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奥斯曼帝国向现代土耳其演变的过程中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土耳其主义和土耳其史观等思潮的演变,尤其着力

埃及局势变化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三个方面。穆巴拉克时期的专制统治受到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的严重失业和贫困问题,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而加剧;长期的亲美、亲以外交引发民众不满和街头抗议。埃及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探索综合发展模式、建立稳定持久的政治体制,这意味着变局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埃及在外交上将采取更为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立场,与土耳其等国组成中立阵营。亲美、反美、中立三个阵营并立,伊朗模式和土耳其模式相互竞争,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削弱,中东变局将催生新的战略格局。

根据伊朗宪法规定,最高领袖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是伊朗政治体制的核心。专家委员会负责伊朗最高领袖的选举和罢免,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负责监督新旧两任最高领袖之间的权力交接,二者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换代问题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宪法监护委员会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也对最高领袖换代问题具有影响。传统保守派、新保守派、务实保守派、务实派和改革派等不同政治派系在伊朗政治格局中实力对比和相互关系的变化,决定着最高领袖制度未来的前景。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建筑物,其功能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变。中古时期的清真寺以宗教功能为基础,兼具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在穆斯林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近代以来,清真寺保持和加强民族认同以及提供情感依托和社会支持的功能得到强化,大众动员功能逐渐增强。这些功能在全球化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化引起的伊斯兰国家民族认同危机、经济结构面临调整、人口跨国流动增加等压力。

“乌玛”是伊斯兰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对伊斯兰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古兰经》确立了“乌玛”作为伊斯兰宗教共同体的观念,而麦地那时期乌玛观念的实践则为穆斯林后代树立了典范。在古代伊斯兰社会,大征服和帝国的伊斯兰化虽使伊斯兰乌玛的规模得到扩大,但政权分立、教派分化和族裔对立却使统一的乌玛走向分裂。近代以来西方的入侵和控制以及伊斯兰世界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思潮的兴起,大大激发了伊斯兰世界重建乌玛的激情和斗志。为此,他们不断尝试泛伊斯兰主义、现代伊斯兰主义以及全球化时代以信息网络为依托的伊斯兰统一。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马丽蓉教授的新著《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沿着从霸权到话语霸权再到认同的逻辑思路,辅以对西方"东方主义"心理状态的分析,对西方霸权语境之下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对于以中东为核心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争夺和控制是西方霸权的重要体现,霸权必然发展为对话语权的争夺以获得话语霸权,从而形成以妖魔化伊斯兰为特征的"遮蔽的伊斯兰"。霸权与话语霸权的争夺是深层的认同政治的表现,如何在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进行认同重构,则是当前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内的各大文明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

伊朗的古代钱币作为伊朗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直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同时它也是收藏界的宠儿,但是国内对此知之甚少,本文就上海博物馆最近出版的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和其他伊朗钱币图录以及介绍为依据,阐述伊朗钱币上的宗教内容及其背后深层的内涵。

伊斯兰的圣战观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观念。《古兰经》有关圣战的规定反映了先知穆罕默德时期伊斯兰社团的发展,教法中有关圣战的规定又反映了7～10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发展状况。10世纪开始,圣战观总体上处于休眠状态,伊本·泰米叶和瓦哈比派分别在圣战的两个低潮期激活了圣战观。赛义德·库特卜使圣战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并催生了以埃及为中心的第一波伊斯兰恐怖主义;阿卜杜拉·阿泽姆使圣战观国际化,并催生了以本·拉登为代表的第二波伊斯兰恐怖主义。在本质上,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是对圣战观的曲解和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