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玛”是伊斯兰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对伊斯兰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古兰经》确立了“乌玛”作为伊斯兰宗教共同体的观念,而麦地那时期乌玛观念的实践则为穆斯林后代树立了典范。在古代伊斯兰社会,大征服和帝国的伊斯兰化虽使伊斯兰乌玛的规模得到扩大,但政权分立、教派分化和族裔对立却使统一的乌玛走向分裂。近代以来西方的入侵和控制以及伊斯兰世界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思潮的兴起,大大激发了伊斯兰世界重建乌玛的激情和斗志。为此,他们不断尝试泛伊斯兰主义、现代伊斯兰主义以及全球化时代以信息网络为依托的伊斯兰统一。

伊朗的古代钱币作为伊朗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直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同时它也是收藏界的宠儿,但是国内对此知之甚少,本文就上海博物馆最近出版的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和其他伊朗钱币图录以及介绍为依据,阐述伊朗钱币上的宗教内容及其背后深层的内涵。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马丽蓉教授的新著《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沿着从霸权到话语霸权再到认同的逻辑思路,辅以对西方"东方主义"心理状态的分析,对西方霸权语境之下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对于以中东为核心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争夺和控制是西方霸权的重要体现,霸权必然发展为对话语权的争夺以获得话语霸权,从而形成以妖魔化伊斯兰为特征的"遮蔽的伊斯兰"。霸权与话语霸权的争夺是深层的认同政治的表现,如何在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进行认同重构,则是当前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内的各大文明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

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文明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伊斯兰文明具有政教合一、复古倾向、文化统一性以及因强大的适应能力导致的多样性和区域化倾向等文化特点。对于中国穆斯林中的回族而言,文化自觉包括对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的研究,对伊斯兰文明的研究,以及对西方文明的研究。对于伊斯兰文明的研究,特别需要关注伊斯兰文明的网络结构以及伊斯兰文明对于当代社会的适应性。文化自觉的意识源自危机和危机感。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必须从文明内部寻找原因,并从内部和外部全方位寻找解决的办法。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可以从中国伊斯兰文化和域外伊斯兰文化中受益。

伊斯兰的圣战观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观念。《古兰经》有关圣战的规定反映了先知穆罕默德时期伊斯兰社团的发展,教法中有关圣战的规定又反映了7～10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发展状况。10世纪开始,圣战观总体上处于休眠状态,伊本·泰米叶和瓦哈比派分别在圣战的两个低潮期激活了圣战观。赛义德·库特卜使圣战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并催生了以埃及为中心的第一波伊斯兰恐怖主义;阿卜杜拉·阿泽姆使圣战观国际化,并催生了以本·拉登为代表的第二波伊斯兰恐怖主义。在本质上,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是对圣战观的曲解和滥用。

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是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阿拉伯世界世俗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首先在阿拉伯基督教信徒中间产生,并为阿拉伯基督教信徒和穆斯林共同发展。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世俗化运动,使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土耳其以其世俗主义模式影响了阿拉伯世界,很多阿拉伯国家随之走上世俗化道路。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现代伊斯兰主义兴起,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以其伊斯兰革命影响了阿拉伯世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作为对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回应,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进入了第二阶段,福阿德·宰凯里亚的思想最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