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稻作农业究竟起源于什么地方,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印度说、东南亚说、华南说和云南说。现在主张前两种说法的人少了,而主张后一种说法的人逐渐增多。不过所有这些说法都没有充分考虑大量史前栽培稻遗存的证据,而要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是不能不考虑这些证据的。几年以前,我曾对当时已知的30多处史前栽培稻遗存的年代、分布、种属进行了分析,对它们同我国历史上记载的野生稻与现今生存的野生稻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提出长江下游及

中国栽培稻究竟起源于什么地方,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前多认为起源于印度或中南半岛,也有主张华南说的,近年则以云南起源说最占优势。但不论哪种说法,都沒有充分考虑由考古所发现的大量的史前栽培稻遗存的证据。而要探索栽培稻的起源与早期传播,沒有这些直接的证据是很难有说服力的。几年以前,我曾依据对30多处史前栽培稻遗存的年代、分布、种属分析及其与历史上和现今野生稻的关系的考察,提出长江下游及其附近可能是我国栽培稻起源的一个重要中心,

《文物》自1950年创刊以来,随着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三十九个年头,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已经是第四百期。按照传统,我们用编发论文专辑的方式,来纪念前进道路上一整段里程的结束和新的里程的开始。为《文物》第四百期撰写论文的学者(以姓氏笔画为序)有:王素、田昌五、卢兆荫、孙机、严文明、张正明、张光直、汪宁生、李学勤、杨泓、杨新、吴荣曾、吴焯、吴震、陈文华、林甘泉、姜伯勤、徐苹芳、宿白、曹婉如、冀淑英。由于篇幅的限制,同时为了版面的整齐,论文在本期和随后几期连续刊出。我们谨向各位作者致谢。借此机会,也向文物考古界、学术界热情关心、支持《文物》的所有同志,表示由衷的感激之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