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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畜平衡制度是我国草原管理和生态保护的基本制度,但在实施中却难以达到＂草畜平衡＂的目的。文章基于内蒙古地区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从草场生态过程和牧民行为两个方面,分析了草畜平衡制度在实施中问题产生的根源。研究表明：一方面,干旱半干旱草场存在一定的非平衡生态系统特征,承载力管理不一定能实现草场的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牧民对载畜量的控制是一个多因素影响下的综合决策,并受到市场、畜牧业生产周期、生计需求的限制。而现行的草畜平衡制度在这两个基本环节的处理上采取了简单化、标准化的思路,导致该制度不能有效执行。文章认为,在资源时空异质性异常显著的干旱半干旱草场,目前将＂草畜平衡＂作为落实到每一微观牧户的实施手段,其可行性值得商榷,草场管理中更应该侧重生态系统的弹性管理,而不仅仅是关注作为阈值的承载力本身。

通过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牧区的案例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问卷调查以及多相关利益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描述牧民对于气候变化的感知并辅以气象数据分析，记录其感知下的应对行为，探讨影响其适应能力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气候变化，牧民的感知主要为自2000年起干旱加剧，具体表现是降水减少和气温升高以及云、风、雾等气象变化。在气温、降水和气象灾害方面，牧民的感知与气象数据以及统计资料一致。由于牧民更关注气候变化对于生态以及畜牧业产生的影响，除降水量外，他们还关注降水的频率和空间异质性，降水量的年际波动和累积效应以及气温和降水的综合影响。对于干旱加剧导致的地表水减少和天然牧草产草量下降，牧民采取的应对行为包括恢复牧户和牲畜的移动、加强资源使用的排他性和从外界购买饲草料。气候变化下牧民能够采取上述应对行动并有一定作用。当地放牧场的共有产权安排形式、有效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和自上而下的制裁以及外界力量如政府项目、市场和信贷的支持起到关键作用。

干旱半干旱牧区社会生态系统人、草、畜三者紧密关联,草场承包政策阻碍了牲畜在较大空间范围内的移动,长期而言不但使草地生产力下降,也对牧民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草场流转被认为是草场承包之后,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解决草畜矛盾、改善牧民生计的途径之一。作为一种市场手段,流转是否能解决草场承包带来的草原生态和牧民生计困境,对草原管理的发展方向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试图从牧区人、草、畜关系特征的角度,在案例地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搜集相关资料,深入剖析草场流转给牧民生产生活和草原生态带来的影响,探讨用市场方法整合草场、恢复牲畜移动存在的问题及背后的原因。研究表明,草场流转在一定程度上能协调草场承包到户后产生的牲畜对草场的需求与草场供给之间的矛盾,草场整体的放牧压力稍有缓解,牧民生计有所提高;但是却造成草场内部放牧压力转移、被流转草场过度利用,贫困户因无法转产而无法根本改善生计,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此外,草场流转后组用草场的富户虽然移动距离有所增加,但是空间仍相对固定,牧户关系更加独立,仍然使其难以灵活应对自然灾害、政策变化等带来的风险。

引入外来品种改良牲畜被作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手段,但对其在生产基础差、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小农户生产系统中的适用性却缺乏分析,因而,盲目推广改良可能危及牧民生计,进而导致生态破坏。以位于农牧交错带的内蒙古赤峰市克旗的家畜改良为案例,通过入户访谈,在识别其畜牧业生产系统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分析了家畜改良的效果、可行性条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在小农户生产系统中,家畜品种改良并不能提高限制性资源的生产率,而且增加了农户面临的生态风险和市场风险,改良是否可行取决于外部环境能否有效地改善其对限制性资源的利用及平衡风险,尤其是提供稳定的饲料和畜产品市场,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技术及金融保障。

掌握草原植被生物量的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是制定合理畜牧政策和策略的前提。分别利用Mann-Kendall方法和ENVI软件对苏尼特左旗1982-2003年的NDVI数据进行了趋势分析和空间比较。结果显示：1982至2003年,苏尼特左旗地表植被生物量呈上升趋势,并通过95%的显著性检验。大部分区域生物量呈现较大年际波动,波动程度由东北向西南递増,其中旗东南部波动较小;从多年平均来看,生物量的空间分布呈东北向西南的递减梯度 生物量的空间差异相对80年代而言,在90年代维持在较低水平,2000年左右显著回升。

通过案例剖析,从自然保护区保护和发展的目标出发,运用调研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识别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并分析其行为。结果表明,虽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获得旅游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法律所赋予的监督权和管理权,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介入和干预,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往往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从而使得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旅游建设和经营活动无法得到有效制止。本研究进一步认为地方政府能够进行干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地方政府对保护区管理局在人事和财政上的主导权;另外,在当前的制度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官员更加强调地方经济的发展。

本文从进入权理论入手，以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T为案例研究地，在自然资源旅游经营权转让背景下，通过对社区、保护区管理局和旅游经营企业三者的获益能力的分析，探讨社区难以参与自然资源旅游经营和利益分配的原因。研究发现，由于集体产权相对于国有产权较弱，同时受到市场和资本的挤压，社区的获益能力逐步被削弱。

过牧已成为学界和决策部门普遍认可的草原退化原因之一。它是基于牲畜总数超过草原承载力这一简单逻辑来定义的。为了消除过牧,中国采取许多措施以降低牲畜数量和增加草料产量。但是,草原"整体恶化"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通过案例调查研究村一级的草原管理和牲畜分布方式,本文提出除了目前单纯强调牲畜总量的解释("数量型过牧")外,由于产权制度变化引起的牲畜分布变化也是导致草原退化的重要原因,本文将其定义为"分布型过牧"。

本文通过对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研究发现，在现行保护地管理体制下，由保护地管理机构主导、当地居民参与的股份制经营方式能较好地保障居民利益并保护资源；但资源经营的安排者和生产者未彻底分离致使经营效率低下，并影响该经营方式的可持续性。本研究认为九寨沟式的股份制经营方式仅是一种折中的方式，长期来看应将资源经营的安排者和生产者彻底分离。

1994年,加拿大政府开始减少对国家公园的拨款,加拿大公园局相应进行一系列改革适应这一变化。表面看来,改革后的加拿大国家公园与中国自然保护区类似,其开支都由政府拨款和自身盈利共同承担。论文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极域管理工具分析加拿大公园局改革背景、过程和效果后指出:两国保护区管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加拿大是在行政管理成熟发展后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原有行政管理优势;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在保护区管理中形成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并缺少有效的法制体系和统一的行政机构规范保护区自我盈利行为,因此,必须十分谨慎地运用市场机制,以避免行政管理和市场管理两方面缺点结合,最终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