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奥古斯都三度受元老院与人民任命，出任法律道德监管（curator legum et morum, 19 BCE, 18 BCE, 11 BCE, cf. RGDA 6, Dio Cass. 54.30.1, Suet. Aug. 27），推动婚姻立法，塑造新罗马社会，但多有面对社会面不满的压力（RGDA 8; Eck 2022）。本文先考虑奥古斯都时期婚姻立法过程中，持不同立场的人士所使用的说服手段，以诗人贺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为代表。再来，本文看迪奥卡西乌斯笔下的奥古斯都面对骑士序列人士的两段演说（Dio Cass. 56.1-10），虽然较贺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而言，成文的时间距奥古斯都时期较远，但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本文也考虑一般学界不列入考虑的铭刻材料。公元前17年的《世纪竞赛元老院决议文》（Senatus Consultum de ludibus saecularibus）以及公元8年前后的《涂丽雅悼词》（Laudatio Turiae）等铭文石刻，或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层次的反应与反制。铭文勒石不只是一种昭示性质的行为，也是一种表演性质的行为。这两方在婚姻立法过程中立起的石刻，与婚姻、生育、单身、无子等议题相关，应该要与婚姻立法问题更为紧密地考虑。本文主张，这两方石刻可以理解为支持与反对婚姻立法人士要试图说明自己立场、并说服不同立场者的公开尝试，反应的是奥古斯都为道德监管的大环境下，罗马公民仍然留存的共识文化。

在职业环境不断变化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实现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对于 组织和员工个体都十分重要的。因此，可持续职业生涯的话题应运而生，并成为职业生涯领域 前沿性的理论构念。国外学者已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但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充分 关注，且缺乏系统的整理。鉴于此，本文旨在对可持续职业生涯这一新概念的内涵以及研究进 展进行系统的评述，并阐述其在不确定职业生涯环境下对组织与个体职业生涯管理的意义。首 先，我们介绍了可持续职业生涯这一概念的提出背景、内涵界定、理论解读和影响因素；然后， 进一步从个体、组织，以及非工作领域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实现可持续职业生涯；最后，评述了 可持续职业生涯的最新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六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未来研究方向。本文旨在为理 解可持续职业生涯的研究及进展提供整体性的框架，并为不确定环境下的职业生涯管理实践 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对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通识教育体系开展比较研究，可将其大致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类，各国对通识教育的认知历史和实施体系有较大差异，通识教育的重心早则在中学即已结束，迟则贯穿大学阶段，这折射出通识教育仍存在较大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中国的通识教育在历史上受到较多外部影响，目前还在发展变迁之中。从各国经验来看，有必要将通识教育的研究范畴从高等教育扩展到中等教育，对通识教育的机制设计、实施阶段和课程安排也应将大学和中学综合考虑。在飞速发展的环境下，通识教育理念应在教育体制中提早树立，统筹实施，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建立科学、可比的通识教育评价方法对通识教育的设计和改进有重大意义。

污水处理厂是向水环境中传播抗生素抗性基因(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ARGs)的热点。与城镇污水相比，工业园区废水成分复杂、污染物浓度高，更有利于ARGs的增殖和扩散。为探究不同类型废水环境的ARGs组成特征和潜在的传播风险，采用宏基因组学技术分别对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W1-SD)、工业园区废水处理系统(W1-SI)和2个城镇综合污水处理系统(W2-LH1和W2-LH2)进行取样调查。结果显示，多重耐药类、磺胺类、氨基糖苷类和杆菌肽类抗性基因是废水环境中的主要耐药类型，Ⅰ型整合子、转座酶基因等可移动遗传元件(MGEs)对sul1、aadA和ereA等基因亚型的增殖扩散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序列分型发现质粒型ARGs的相对丰度更高，尤其是在进水样品中，氨基糖苷类和磺胺类等抗性基因是主要的质粒型ARGs；污水处理过程削减了ARGs多样性，且经过二次沉淀工艺，ARGs丰度均明显降低，但在W1-SI和W2-LH2中，后续的深度处理工艺又使ARGs丰度升高；与城镇污水处理系统相比，W1-SI的ARGs组成更为稳定，最终排水中富集了较高丰度的质粒型ARGs，同时识别到了高频率的潜在水平基因转移事件和2条携带多种抗性基因的重叠群序列(contigs)，表明工业园区废水排放具有更高的ARGs传播风险。本研究丰富了不同类型废水环境耐药基因组的已有认知，为有效管控废水排放特别是工业园区废水排放的健康风险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某所强基计划试点高校两级本科新生的调查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比较同院系内被不同方式录取的学生在基本特征、学业准备和专业兴趣上的差异，从公平和质量两个维度评价强基计划的人才选拔效果。研究发现：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在控制高考成绩后，强基生与同年级统招生在高中类型和家庭特征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强基生与上一级自招生在高中类型与多类家庭特征上也无明显差异；从质量的角度来看，强基生的高考成绩显著低于同届统招生，但显著高于上一级自招生，而在专业兴趣方面三类学生没有显著差异。据此提出优化强基计划人才选拔质量和保障招考公平的建议。

持久性、迁移性、毒性或高持久和高迁移性化学品(PMT/vPvM)在全球地表水、地下水和饮用水水体已被广泛检出, 是未来可能显著影响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一类重要新兴污染物.按照欧盟提议的鉴别标准, 现有化学品中的PMT/vPvM数以千计, 涉及用途广泛, 包括三聚氰胺等数10种较高产量的工业化学品.PMT/vPvM可通过农田径流、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环境, 污水处理厂目前被认为是其主要排放途径.因难以被现行常规水处理技术有效去除, PMT/vPvM可长期存在于城镇人居环境水循环系统中, 危及居民饮用水及生态系统安全.欧盟已率先开始将PMT/vPvM专门纳入现行化学品风险管理体系中的优先范畴.目前, 环境中仍有众多潜在PMT/vPvM, 其监测方法亟待进一步完善, 物质鉴定、类别范围及清单建立均尚需时日; PMT/vPvM在全球各地区的环境分布和暴露研究十分有限, 其潜在、长期的生态毒性和人体健康危害效应研究较为匮乏.与此同时, 替代品或替代技术以及污水处理、污染场地修复等环境工程治理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都将成为未来PMT/vPvM风险科学研究与管理决策的迫切需求. 持久性、迁移性、毒性或高持久和高迁移性化学品(PMT/vPvM)在全球地表水、地下水和饮用水水体已被广泛检出, 是未来可能显著影响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一类重要新兴污染物.按照欧盟提议的鉴别标准, 现有化学品中的PMT/vPvM数以千计, 涉及用途广泛, 包括三聚氰胺等数10种较高产量的工业化学品.PMT/vPvM可通过农田径流、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环境, 污水处理厂目前被认为是其主要排放途径.因难以被现行常规水处理技术有效去除, PMT/vPvM可长期存在于城镇人居环境水循环系统中, 危及居民饮用水及生态系统安全.欧盟已率先开始将PMT/vPvM专门纳入现行化学品风险管理体系中的优先范畴.目前, 环境中仍有众多潜在PMT/vPvM, 其监测方法亟待进一步完善, 物质鉴定、类别范围及清单建立均尚需时日; PMT/vPvM在全球各地区的环境分布和暴露研究十分有限, 其潜在、长期的生态毒性和人体健康危害效应研究较为匮乏.与此同时, 替代品或替代技术以及污水处理、污染场地修复等环境工程治理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都将成为未来PMT/vPvM风险科学研究与管理决策的迫切需求.

基于对A校1 192名本科生的追踪调查数据和质性访谈资料，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深入分析放宽专业转出限制政策实施后A校学生的专业转换过程，研究发现：转专业政策改革存在“开门不拆槛”的现象——虽然转专业政策的放宽为学生转出敞开了“大门”,但由于招生人数的限制，转入院系通过设置成绩“门槛”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筛选；加上政策变化的感知冲突，在政策放宽不彻底的情况下，学生会在转与不转之间进行理性的利弊权衡；考虑到转成后的三重忧虑和失败后的沉没成本，这些学生最终选择放弃申请转专业。为此应增加转专业政策的宣传工作，提高学生的政策感知度；转专业的考核方式也应尽量多元化，并建立对学生的学业支持体系。

基于同步在线教学大数据开展过程性评价不仅能够反映在线教学质量，还能为促进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的研究借鉴。使用中国某研究型大学385门同步直播课程的3575名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同步在线教学平台实时记录的大数据、学校行政管理数据和学生问卷调查数据，全面刻画了同步在线课程中大学生的三种出勤特征，从学生参与视角对同步在线课程质量进行过程性评价。研究发现：同步在线课程中学生的过程性参与亟需关注，整节课缺勤、部分缺勤均随课程推进而逐渐上升，隐性缺勤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男生、农村学生、成绩较差及大四学生的缺勤比例更高且上升更快，必修课、班级规模大、互动水平低、没有出勤考核要求的课程中学生缺勤更加严重；进一步的回归结果表明，班级规模、学分数、课程类型、上课时间、考核方式等课程管理制度，以及课堂互动水平、目标清晰度等教学设计因素对抑制缺勤、提升在线课程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本研究探索性地使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在县域层面的匹配数据，考察了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发展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的概率。对数字乡村发展分维度的分析还发现，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均对农民创业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乡村经济数字化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信息利用、缓解信贷约束、增强风险承担意愿以及提升社会信任水平影响农民创业决策。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已接入互联网农民的创业概率，也能提升未接入互联网农民的创业概率。此外，数字乡村发展的创业促进效应在使用互联网开展社交、商业活动的农民中更为显著，在未使用互联网开展社交、商业活动的农民中则相对有限。由此可知，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民创业的促进作用能跨越一级数字接入鸿沟，但仍受到二级数字使用鸿沟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