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一日(农历三月十一日) 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清溪乡庙背里一个正在破落的地主家庭。该地现属汨罗县铜盆公社望麓大队第二生产队。彭家煌字蕴生,别字韫松,又名介黄。兄弟七人,排行第六。两兄早亡。母亲姓杨,是杨开慧的嫡亲姑妈。二嫂是杨开慧堂妹。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在三舅杨昌济帮助下,去省城长沙就读于省立第一师范。

一丁玲开始小说创作,已是大革命失败的一九二七年秋。比起二十年代前半期活跃一时的女作家冰心、庐隐、淦女士来,丁玲晚出现了七八年或四五年。然而这晚出,并非她的不幸。丁玲是经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充分洗礼,比其他任何女作家都更深刻地感受了“五四”落潮期的时代痛苦之后,才登上文坛的。这使她的作品从一开始起就浸透

文章认为“有必要从流派思潮的角度来研究小说史”,“流派史是小说发展史中脉络最清楚、特点最鲜明的部分”。“我们要反对小说流派研究中的两种倾向:既反对轻率地缺少根据地任意乱划小说流派,也不赞成无视小说流派,根本抹煞小说流派的存在。”

文学作品有没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是检验作家的社会生活根基和民族文化素养是否厚实的一杆可靠的标尺。从宏观的方面说,它说明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究竟是否成熟;从具体创作说,它决定着作品能否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气质,能否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但对于这样一个文学上带点根本性的问题,在一个时期里,我们有些同志却理解得相当表面。他们总喜欢把文学的民族特点,归结为所谓“民族形式”,好象“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

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彭家煌是一位创作颇有成就,却至今尚未受到人们重视并获得应有地位的作家。他的名字与生平,在一般读者中近乎湮没无闻。即使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工作者中,也已不大为人熟知。还有人甚至把彭家煌和彭芳草两个名字混为一谈,错当成一人。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理应加以改变.

一“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虽然只有几十年历史,但它的发展非同寻常,不仅篇幅浩繁,变化巨大,而且成就冠于其他各种文学体裁。要想准确而又概括地描述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是摆在小说史研究者面前一个不算容易的课题。一些研究者正为此探索着多种多样新的角度和方法。近年来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由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许就是这种探索精神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成果。这部著作系统地考察了现代小说人物形象的发展状况,全书八章,从第一章“反映着时代脉搏的知识分子形象”开始,二、三、四章分别考察了“解放途中的妇女形象”、“斗争中成长的工人形象”、“从昏睡到觉醒的农民形象”,第五章论述了“具有前驱者和领导者姿态的革命党人形象”,第六章论述了“改造和变化中的市民形象”,第七章写的是“嵌着时代印记的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最后一章列述了

这里介绍施蛰存的两篇小说:二十年代后半期的《周夫人》和三十年代前半期的《鸥》。它们各自体现了作者小说创作不同阶段的两个不同侧面。施蛰存是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之一,以运用弗洛伊德学说写心理分析小说著称。他的作品具有较多的意识流成分。但《江干集》、《上元灯》等几本早年的小说,其作风却是写实的。《上元灯——作者自己很喜欢的一部短篇集——还有较浓的抒情气息。这些作品大多用第一人称,借成年人怀旧的方式回顾少年时代的某段经历,某次邂逅,某种青梅竹马之情,抒发人生的感慨,带着

文章说,“我既不赞成把初期郁达夫主要说成是现实主义作家,也不赞成把创造社仅仅说成浪漫主义流派。在我看来,不但初期郁达夫是个以浪漫主义为主同时也吸收了其他创作方法的作家,而且创造社前期还是一个浪漫主义兼有较多现代主义成分的

北京出版社的领导同志暨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的同志们: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自一九七九年创刊以来,已历时六年了。六年来,由于贵社的努力,与学会的密切合作,致使丛刊得以保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也享有一定的威信。这一切,与你们在编辑、出版诸方面的支持是分不

艺术赢得崇高的荣誉,总是与其独特的创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其第二卷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作品具有显著独创性,取得多方面成就的结果.其中悲剧艺术的成功运用与出色创造,则又是《李自成》艺术独创性的鲜明标志,体现了这部作品艺术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李自成》的悲剧艺术,既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作品独到的艺术成就,又能使我们正确地认识李自成起义所包含的实际历史内容,从而科学地探讨和澄清读者与评论者中间提出的若干有争议的问题.

近几年来,人们对“五四”新文学的研究,愈来愈趋向深入;史料的掌握也愈来愈丰富和充分。成绩十分喜人。然而在“五四”文学革命和最初十年新文学指导思想的探讨上,也出现了某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些同志撰文批评、纠正过去某些“左”的极为简单化的论点(例如将一九一七年初的文学革命也算作无产阶级思想指导)时,却又走向另一极端:轻率地否定了无产阶级对“五四”以后新文学的领导作用。本刊一九八三年第一辑发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也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就“五四”前夕的文学作了较细致的分析,却对“五四”以后一些重要史实视若无睹,因而得出了相当片面和表面的结论:“与其说

每当读《革命烈士诗抄》怦然心动的时候,我总是产生一种热切的希望: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种比抒情诗远为宏大的艺术形式,将先烈们狱中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更完整、更深刻地表现出来,使他们身上凝聚的共产主义浩然正气,长留于天地之间。《红岩》的出现,让人们欣慰地感到:这样的作品已经降生。文学艺术的历史如果可以被归结为美的不断开拓、不断积累的历史,那么,《红岩》就将以共产主义精神美的深刻发

一关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主人公究竟是清醒的战士还是精神病患者的争论,已经进行得很久了。小说体现的思想到底是阶级论还是进化论,以及这篇作品有没有和平进化思想,五十年代以来也陆续有过不同意见的商榷。讨论是有进展的,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接近于作品的实际。一些同志放弃了自己最早提出的并不正确的看法(如朱彤在最近写的《论鲁迅小说独创的贡献》一文中说:“我以前写到狂人,认为他并不疯,不过给罩上疯子的名目,好象精神上发了狂,其实他是清醒的反封建战士。这个错误的看法影响过一些人,我是深有负疚之感的。”一

在世界文学史上,象鲁迅这样以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获得了不朽地位的,恐怕并不很多。这当然不是由于历史对这位作家特别宠幸,而是由于鲁迅小说本身思想与艺术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由于鲁迅小说对中国文学现代化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如果说,历史决定了我国经济、国防和科学技术较大规模的现代化,只能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条件真正提上日程的话,那么,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中国文学,其现代化的起点却要早得多——大约早了整整三十年。就

一九三六年五月伪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鲁迅带病外出,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同《救亡情报》记者"芬君",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文学运动的问题作了半个多小时的谈话。这篇谈话最初似《鲁迅访问记》的形式,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过去受到种种干扰,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目前可以说是在重建。要提高这门学科的科学水平,面临着大量问题需要解决。譬如说,有一点是大家多年来早就感到的,这就是我们研究

一九三六年“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是革命转折时期产生于国统区左翼文艺界的一场内部论争。历史表明,每当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革命队伍内部容易产生某些不同看法,甚至出现一些形诸笔墨的争论,这是不足为怪的。即使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产生一些带有路线性的分歧和争论,或者混进一些坏人参预

三、李自成——农民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李自成》一、二卷中,尽管有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尚未登场(要到三、四卷中才陆续出场),但有名姓,有活动的人物已有二百多个,成功地塑造了的人物形象也已有几十个。这些形象各自具有不同的思想意义,个性相当鲜明生动。其中一部分人物还概括了比较深广的社会内容,富有艺术生命力,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艺术典型。

五十年前,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的上海,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文化战线上出现过一场广泛引人注意、产生很大反响的事件,这就是创造社、太阳社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以及随即展开的这两个社团同鲁迅之间的论争。怎样评价一九二八年这场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论争,历来的看法并不一致;其中也存在着尖锐的原则性的斗争。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当王明从极“左”转向右倾的时候,就对二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王明在一九三五年秋天指令肖三给“左联”写了一封

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已经六十周年了。对这样一篇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人们作过许多评论和分析,但见解却远不能说是一致的。就连它的主人公究竟狂还是不狂,恐怕直到如今,在一些同志心目中依然是个问题。这除了反映出评论者思想方法的不同之外,也说明作品本身篇幅虽然不长,却的确包含着相当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本文想就理解这篇小说的三个主要问题,说些不成熟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