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习近平同志在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反映了哪些新问题？对改革发展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何实现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扩大开放？

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裴昱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他表示，“每七到十年中国人的真实收入翻一番，过去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真实收入平均上升十几倍，需求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产业结构、生产结构提出巨大挑战。”

每七到十年需求巨变

《中国经营报》：报告提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请问您如何理解这种新提法？

陈玉宇：新提法是更高层次的要求。原来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新提法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的美好生活需求一部分是物质产品的需求，另一部分包含着精神、文化、服务产品的需求，都是更高层次、更高标准的需求。

我想强调的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是动态、科学地看待中国问题。原来很多人有一些错误想法，认为我们当前的很多困难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其实不都是这样。中国今天面临的很多困难和挑战，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过去取得的重大成功，我们和世界的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主要矛盾的新提法正是抓住了新挑战和新问题。

结合到经济上来看，中国今天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挑战，这个挑战来自于过去巨大的成功，我们的收入提高了，人们的需求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过去低收入时期，人们只追求温饱。收入提高了，人们可能会追求更加耐用、更加有功能性的商品和工业制造品。等收入进一步增加，中国人平均来看，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人们的收入结构已经跟贫穷时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了的需求结构，就需要对生产产业结构做出相应调整，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结构。

造成人们需求结构变化、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变化的主要力量有三个：收入水平决定、技术条件决定、价值文化观念决定。

美国人的真实收入（扣除通货膨胀）每年只增长2%，他们期待自己的收入每三十五年翻一番。当收入翻一番之后，收入结构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因此美国人也需要每三十五年对他们的产业结构进行相当大的调整，以满足新的需求结构。

但中国人的真实收入每七到十年就会翻一番，也就是说，中国人七到十年的需求结构变化就相当于美国三十五年的变化。当人们的需求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产业机构、生产结构提出巨大挑战，这就是主要矛盾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表现。我们以前在如何低成本、高效率生产人们需要的物质产品方面取得了很多经验，但是新时代，如何在中高水平下，满足人们更高层级的对于新的服务、新的文化产品、新的精神产品方面，还需要创新和探索。这些新需求会带来新商机，创造新价值。

《中国经营报》：如何解决新时代新的主要矛盾？

陈玉宇：要靠市场的力量，发挥企业家精神，迅速捕捉到人民群众对市场的需求。不要按照老路子提供产品和服务，在需求变化的基础上，进行供给侧改革。

• 发挥市场的力量。只有靠市场上众多人的尝试，才能够捕捉到变化的需求。

• 第二，政府引导。市场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在政策、税收等方面，引导企业为满足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需求努力。

• 第三，与时俱进的企业家精神。传统企业家要改变观念，不能抱着原有产业，要面对新需求，迎接新挑战。

课堂上的陈玉宇教授

新理念引导经济增长

《中国经营报》：报告提到，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请问应该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阶段？

陈玉宇：这是十九大报告中的新提法，也是报告的亮点之一。高质量包含着三方面内容：

• 第一，增长动力更多依赖创新、更多依赖技术进步，更少依赖于环境、能源、资本的投入。也就是说，高质量更多表现在智上，而不是投入要素上。

• 第二，高质量表现在平衡发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在更广泛的人群里更合理地得到分享，用合理的方式、通过高质量的发展扭转收入不平等、收入差距过大、地区不平衡的问题。

• 第三，高质量表现在可持续性。是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道德观念更加融合的一种发展状态。举例子说，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贪婪可能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但是随着我们走向更加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更加追求发展的技术内容、智力内容、效率、平衡的过程中，也会与社会的价值文化体系发生互动，带来中国特色的与高质量发展相伴生的商业文明。

《中国经营报》：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未来五年中，将进行哪些重点工作？

陈玉宇：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指的是解决人与人收入差距大、地区差距大的问题。

• 一是从本质上，要靠更加公平、有序，更加市场化的制度建设，消除寻租行为、消除腐败，将人们的能力和精力从寻租转向创造社会价值和财富。

• 二是政府要通过强有力的公共服务，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健康、教育机会，从而消除社会不平衡和收入不平等的状态。

• 三是要适当加大税收累进程度，收入再分配程度。

《中国经营报》：您认为中国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靠什么？

陈玉宇：中国到了需要转换发展思路，用新的政策、新的理念引导经济发展的阶段。中央恰逢其时地把握住了这个阶段，提出新发展理念，下一阶段的发展会不同于之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第一，前面这些年是中国快速工业化的阶段。我们工业化增长迅速，不仅服务于国内经济，还成为世界工厂。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将转化为一、二、三产业更加协调发展，更加均衡和全面发展，更加服务于人们变化了的高水平的需求发展阶段。

• 第二，发展动力变化。前一个阶段资本、基础设施扮演的角色很重要，而人才、智力、创新扮演的角色相对不重要。在新的阶段这两个角色会互换。

• 中国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创造财富的能力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会看到城市化、服务业、健康、医疗、娱乐、文化等制造业之外的产业兴盛，人们的就业结构也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些产业更多的跟人力资本相关，跟个人努力和能力相关，因此中国会进入到一个收入分配更加均等化的发展阶段，前景还是非常光明的。

攻坚如何有序开放

《中国经营报》：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那么，新时代对对外开放提出哪些新要求？

陈玉宇：就像报告中说的，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就过去近四十年的经验来看，我们过去取得的成果，离不开我们深度卷入全球化、参与全球分工、创造了巨大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机会。这种开放格局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二是中国自由地在世界各地投资和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资到中国来；三是人员、技术、思想观念在国与国之间传递。

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开放度并不输于发达国家，但是中国到各地投资和更深度吸引各国资金到中国投资方面，还不能说是很开放的经济体。例如，2007年，世界各国到美国的投资总额是一万五千亿美元，美国企业家到世界各国投资总额是一万两三千亿美元，我们只看到美国净流入了两千亿美元的资本，但其实这是在大进大出的基础上的，我们在这方面离发达国家的开放程度还很远。像报告中提到的，要进一步开放，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等。

新时代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经济需要到全世界去寻求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世界各国到中国投资，分享中国机会，在世界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借助世界力量促进中国繁荣。开放会带来新观念、新技术，甚至带来创新和人才。习总书记说过，我们要聚天下人才而用之，不仅中国的人才我们要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才我们也要有胸怀来用。

《中国经营报》：此前有报道称外资在中国撤离困难，您如何看待？未来五年开放面临哪些难点？

陈玉宇：之前有观点认为我们在某些方面资本管制加强、妨碍投资便利化，开始对我国的开放信心不足。但是十九大报告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明确回答——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面临的问题也会在进一步开放中得到解决。

去年以来，汇率市场大幅波动，对如何开放提出了一定挑战。如何有序开放成为下一步改革要攻坚的问题。暂时性的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冲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这只是暂时性的。解决汇率冲击问题，要依靠改革和开放，要依靠建立更加灵活的、以市场力量为主的汇率制度，进一步有序推动开放。只有开放才会给国内外企业以信心，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

陈玉宇，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并担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201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并入选2016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增长、健康和污染、行为经济学与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地区差异等领域的研究。他的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等国际学术杂志。曾获得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厉以宁研究奖、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多次获得光华管理学院教学优秀奖。